簋是我國商周時期的重要青銅禮器。重大慶典時王公貴族用來銘記的禮器，常用的有鑄鼎、簋等。我國是一個禮儀之邦，自古就講究禮儀，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樂中殺豬宰牛，用九鼎八簋盛主菜主食獻給祖先、鬼神，群臣也在宴請的範圍之內；諸侯按規定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可以說，班簋自一誕生就身世高貴。但是，按周代的習俗，它最終成了毛伯班的隨葬品。根據記載，班簋在清代中期前就已出土麵世，在嘉慶年間的大學問家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著作中就對有班簋銘文的記錄。清嘉慶年間開始組織邀請當時的有名之士參加編輯全唐文，但是嚴可均不在邀請之列，深感懷才不遇的嚴可均一賭氣竟獨自發奮編寫了共15集的《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
班簋在清乾隆年間已是皇宮的“重器”，深得乾隆的喜愛。清朝關於它的圖形和銘文在皇家編輯的圖錄《西清圖鑒》的第十三卷中便有所記載。遺憾的是，班簋在清皇宮中的這種尊貴生活並沒有一直得以延續下去。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逃向西安，侵略者把宮中的寶物洗劫一空。班簋大概是此時被搶出皇宮的，後來又被販賣或遺棄在北京。由此導致在此後的70年間，班簋一直無聲無息地隱沒在北京的“塵世”中從未出現過，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這是宮中的重寶，怕樹大招風而始終秘不示人。直到“十年浩劫”時才重見天日而又立刻被拋棄在無人問津的廢品堆裏，險些遭到毀滅的命運。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揀選小組的呼玉衡、華以武師徒二人又來到北京有色金屬供應站揀選文物。年輕的華以武考慮師傅年事已高，便獨自一人先進廢銅堆中扒拉、翻騰。華以武在散發著滿是銅臭味的垃圾堆裏細心地尋找著，希望能有驚人的發現，但幾個小時過去了也沒見到一件像樣的東西。在快到中午的時候，肚子開始呱呱叫的華以武想要歇一歇的時候，角落裏躺著的一個裹泥帶鏽被砸扁的、不完整的青銅器進入了他的視線。他揀起來看看，覺得好像是舊東西，不十分確定的華以武趕緊抱出來讓師傅“掌眼”。呼師傅經過仔細查看，再憑借多年經驗，初步認定它應該是古代的重要青銅器，可是器物已經殘破不全了。師徒二人又仔細尋找到其他一些相似的碎片，包好後立刻把它們帶回到清理揀選小組的辦公處。當時，我國另一位著名的青銅鑒定家程長新也在這個小組內。經過程先生的仔細鑒定、考證，初步認定它就是清宮的舊藏“班簋”，應屬於國家一級文物。這個在廢品堆裏發現的國寶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因為班簋的名氣，所有金石學者都不陌生，很多年不見蹤跡的它，如今浮出水麵，可想而知他們的興奮之情。為此，郭沫若先生激動地寫了《班簋的再生》，這是因為他以前的著作《兩周金文辭大係》中收錄了班簋，但郭老與班簋卻從未謀麵。後來，我國的另一位青銅專家李學勤先生也寫了《班簋續考》。再一次橫空出世的班簋已是遍體鱗傷，傷痕累累，為了重現班簋的風采，被送到故宮博物院修複，班簋也由此再一次走進了皇宮。
1973年夏季，班簋被送到故宮博物院文物修複廠，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經驗豐富的趙振茂先生。曆盡磨難的班簋已經破爛不堪，從外形到器麵等很多地方都急需修複。麵對需要動大手術的班簋，經過一番慎重思考後，趙先生製訂出一套適合班簋的周密細致的修複方案。經過整形、翻模補配、修補、對接紋飾、跳焊焊接、鋼鏨雕刻、做舊等多道程序最終將班簋複原。經過專家的巧手再造，劫後餘生的班簋再露尊貴、典雅的真容，最後入藏到首都博物館，就這樣從廢品裏揀出的國寶終於獲得了新生，免遭毀滅的厄運。
廢品站30元買回國寶
1965年，寶雞市博物館幹部佟太放，在市區玉泉廢品收購站見到一件高約40厘米的銅器，觀其造型，凝重雄奇，紋飾嚴謹而富有變化，直覺是一件珍貴文物，便向館長吳增昆彙報。吳增昆隨即讓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王永光趕至廢品收購站後，也斷定是一件珍貴文物，便以收購站當初購入的價格30元將這尊高39厘米、口徑28.6厘米、重14.6公斤的銅器買回博物館。經考古人員確認，這是一尊西周早期時的青銅酒器，浮雕為“饕餮紋”。寶雞市博物館終於有了其成立後的第一件青銅器藏品，命其名為“何尊”，隻因該銅尊是一位姓何的人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