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與武夷山道教文化
宋欣然
位於閩北邊陲的武夷山，以其獨樹一幟的美麗風光和悠久燦爛的曆史文化聞名於世。“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碧插天”的武夷山水之勝，和深厚的儒、釋、道文化底蘊，吸引著曆代無數名儒雅士，宋代著名愛國詩人陸遊就曾與武夷山結下不解之緣。陸遊，字務觀，自號放翁，晚號龜堂老人，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淳熙六年（1179年）陸遊曾順九曲溪遊覽武夷美景；紹熙二年（1191年）六月至慶元五年（1199年）五月，陸遊又以中奉大夫從五品官爵，連續四次提舉武夷山衝佑觀。【64】陸遊在宦遊閩北、遍覽武夷時，也不忘養生修道，武夷山的仙宮道觀和神仙傳說，也引起了詩人的興趣和關注。
一、武夷山道教與陸遊的武夷山情結
（一）武夷山道教文化概述與武夷衝佑觀
“武夷自開辟以來，天造地設，其山之嵌崎險峻，水之曲折瀠洄，若鬼斧神工，莫可窺測。海內山水之靈異，於斯為最，冉子秦漢而降曆為方士羽客隱遁之所。”【65】武夷山被列為道教第十六小洞天，《武夷山誌》雲：“閩地多佳山水，而武夷稱最，為升真元化洞天。”《雲笈七籖·洞天福地》中記載：“第十六武夷山洞，周延一百二十裏，名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陽縣，真人劉少公治之。”武夷山“奇秀甲東南”的山水之美，巍峨險峻的奇峰峻嶺、藏於深山的眾多洞壑，契合了道人遁世與修行的主張，曆來被看做是修道的理想場所。武夷山的道教傳統，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彭祖，到了秦漢時期，武夷山已經成為了知名的道教傳播地。相傳秦始皇二年（前245年），武夷君、皇太姥等武夷十三仙在幔亭峰設宴招待眾仙和武夷鄉人。漢時，漢武帝封禪武夷君，遣使在幔亭峰山腰設壇以乾魚祀武夷君，此後，曆代都有關於祭拜武夷君的記載。又《真升化玄洞天記》雲：“所傳武夷君、皇太姥、王子騫等十三仙人之說，雖語涉荒遠，然今之登山者，矯首於雲際，天半懸崖斷壁，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仙函、仙蛻、仙機、藥瓶、丹鼎、釣竿之類，百千劫而不壞。然所謂為仙靈窟穴，群真受館，豈妄也哉？”
武夷山不僅有悠久的道教曆史傳統，眾多的神仙傳說，在宮觀的數量和分布上也是福建省首屈一指的，素有108觀之說。其中，又以陸遊主管過的衝佑觀年代最為久遠、規模最大。衝佑觀後有常青庵、萬春庵，而東、西、上，三方又以會真觀、止止庵、升真觀為小中心形成道觀建築群。會真觀左有仙宮廟，右有仙君廟，後有文昌閣、會仙樓等；止止庵周圍有金山寺、禪庵、複古洞、複古庵、紫雲庵、熙熙居等；升真觀上下有張仙洞、徐仙洞、升真洞、天鑒池、通天台、投龍洞等，洞、庵錯落分布。衝佑觀（又名會仙觀、武夷宮、萬年宮等），位於“溪北大王峰左，前臨溪岸”，“初，漢武帝設壇以乾魚祀武夷君。”【66】其所在之處正是漢武帝祭司道教仙君武夷君的地方，始建於唐天寶年間（742—755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曆代數易其名，宋代擴建至三百多間，命名為“衝祐萬年宮”，是當時全國的六大名觀之一，每年在中秋節時在觀中祭祀仙人武夷君、皇太姥。
武夷山衝佑觀布局嚴謹，整座宮觀依山傍水，坐北麵南，主建築坊、門、殿、堂安排在中軸線上，道院、祠堂安排在東西兩廊側。宮殿中部開闊疏朗，突出了主體建築三清殿；兩廊側旁院、堂嚴謹有序，廊、廚、院、井俱全。衝佑觀宮殿巍峨，建築物構思巧妙。觀內有二口龍井，按照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進行建造，一口內外都是圓形的，象征“天”；另一口外圓內方，象征地。兩口龍井象征通天入地。名為龍井，寓含井中有龍蟄居。大旱時，道士用這井中的水來禱雨。宋代是武夷山道教的鼎盛時期，當時在衝佑觀設提舉和主管二職位，命退職官員常主管觀事，領取半俸。主管過衝佑觀的宋代名家，除了陸遊之外，還有朱熹、辛棄疾等人。
（二）陸遊的武夷情緣
陸遊一生中曾兩度入閩為官，並連續四次提舉武夷山衝佑觀，可以說與閩北地區，乃至武夷山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第一次入閩是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初入仕途的陸遊被任命為寧德縣主簿，雖然主簿隻是一個掌管文書的微職，但是陸遊由此擺脫了秦檜等人的陷害，踏入仕途，其抗金報國之誌也不再是遙不可及，陸遊從浙東沿水路入閩，一路心情頗為暢快，途中作《泛瑞安江風濤貼岸》，詩雲：“俯仰兩青山，舟行明鏡中。蓬萊定不遠，正要一帆風。”【67】詩中充溢著喜悅期待之情。但是寧德縣的生活並不如理想中的美好，在任期間，陸遊常常與友人一起遊訪寧德城被郊的霍童山，道教的第一洞天——霍林洞天，就位於此處。《青玉案·與朱景參會北嶺》就作於此時，詞中寫道：“故人小駐平戎帳，白羽腰間氣何壯，我老樵漁君將相。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68】陸遊感歎韶光蹉跎，灰心之餘，不免有出世之意。一年後陸遊調任福建路提點刑獄幹辦公事，提點刑獄幹辦公事，簡稱提刑官是提點刑獄司（簡稱提刑司）的長官，主要掌管刑獄之事，並總管所轄州、府、軍的刑獄公事、核準死刑等，也有權對本路的其他官員和下屬的州、縣官員實施監察，公務較任寧德主簿時更為繁忙，後於紹興三十年（1160年）正月調離福州。
第二次入閩是淳熙六年（1179年），陸遊受朝廷之命，赴任閩北建寧府（今建甌市）通判，半年後提舉為福建常平茶鹽公事，任職所在地建州（今建甌）距武夷山僅百裏之遙，久聞武夷山盛名的他，當時從建寧府前往武夷山，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經過建溪的水路順流而下，趁閑暇之際乘舟遊訪。《陸遊年譜》載曰：“一一七九，淳熙六年，己亥，五十五歲”，“秋季，奉詔離建安任”，“歸途經武夷，泛舟九曲溪。至六曲，或雲灘急難上，遂回。過建陽，以雙鵝贈東觀道士。沿鉛山紫溪驛至鵝湖。”【69】其《別建安絕句（其二）》中寫道：“楚澤吳山已慣行，武夷從昔但聞名。北岩小寺長汀驛，且喜遊山第一程。”帶著對武夷美景的向往，陸遊踏上了旅途。途中，他寫下了“未到名山夢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初入武夷》）的詩句，讚美武夷奇峰。長歌體詩《遊武夷》雲：“三十六奇峰，秋晴無纖雲；空岩雞晨號，峭壁丹夜暾。”這首詩也寫於這次也遊武夷的途中的崇安縣。詩人泛舟九曲，“暮年腳力倦躋攀，借得扁舟臥看山，怪怪奇奇何所似，綠蘿溪入下牢關。”（《泛舟武夷九曲至六曲，或雲灘難上，遂回》）【70】
在建州任職的這段時間內，陸遊還時常拜訪時任武夷山衝佑觀主管的著名理學家朱熹，兩人不僅在政治上誌同道合，也在文學上相互切磋，結成了終生摯友。直至晚年閑居山陰之時，陸遊還特地寄贈賀詩，來慶祝朱熹在武夷山興修的“武夷精舍”竣工，詩中雲：“先生結廬綠岩邊，讀《易》懸知屢絕編。不用采芝警世俗，恐人謗道是神仙”【71】。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建陽去世，身處山陰陸遊聞訊，悲悼不已，撰祭文曰：“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其歆饗！”【72】
此外，陸遊還在紹熙二年（1191年）六月至慶元五年（1199年）五月之間，連續四次提舉武夷山衝佑觀，“按照宋代的宮觀製度，任者可以從便居住，不到任所而領取祠俸”【73】，而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十一月被罷官之後的十一年，陸遊一直閑居山陰老家，並未前往衝佑觀。即便如此，陸遊這一時期還是寫下了大量表現武夷山衝佑觀祠奉生活的詩作，其中不乏對神仙和長壽的向往，這自然與武夷山的道教文化積澱有關，也是源自陸遊對道教的信仰和關注。
二、陸遊的道教情緣
（一）世風與家學影響下的道教信仰
陸遊雖是愛國的儒生，但也兼好仙道之學，“平生誌慕白雲鄉，俯仰人間每自傷”（《夜讀隱書有感》），又“人間事事皆須命，惟有神仙可自求”（《讀仙書作》）【74】，陸遊的思想可以歸納為外儒內道。陸遊對道教的興趣，與其社會環境和家世之風均有很大的關係。宋朝諸皇對道教十分推崇，這是一種特別引人注目的政治現象。宋代自趙匡胤始便崇尚宗教，在治國思想中融入黃老的無為思想，還多次召見道士，詢問長生之法，並命人整理道教經典，修建道觀；至真宗時，更發展為佛、道並重，尊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建築玉清宮，極為壯觀，又封龍虎山道士張正隨為真靜先生。到宋徽宗時，為了提倡道教，不但設道官，編道史，建道觀，還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北宋滅亡後，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權依然如故，這既有統治集團借以緩和內部矛盾的考慮，也有其利用宗教抵禦外族入侵的用心。
陸遊的道教信仰不僅是受社會風氣的影響，更多的源自於家學淵源。陸遊的高祖陸軫是一位道教信徒。《西塘集耆舊繼聞》卷一記載：“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為方外遊。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媼攜往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小，謫來為吏在人間。”【75】陸遊的詩作《道室試筆六首》其四中“吾家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銘”【76】的詩句，講的就是高父據陸軫得道於神仙施肩吾一事。關於陸軫遇仙一事，陸遊曾在《跋修心鑒》中有所描繪，並表示對這件事深信不疑。他在《劍南詩稿》卷五十六《歲晩幽興》詩自注中也提及此事：“先太傅親受《三住銘》於施肩吾先生。”“嚐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棲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煉丹辟穀之術，屍解而去。”【77】其在《老學庵筆記》卷五又記載了陸遊祖母遇仙除病的經曆：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流逝，複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於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磚事，言訖遽遁去，遍尋不可得。毛君雲，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豈不謬哉！【78】
對祖輩遇仙經曆的深信和反複記述，也印證著陸遊的對道教神仙理論的認同。
陸氏藏書萬卷，其中道書達二千多卷，幾近北宋《天宮寶藏》之半，超過《雲笈七籤》十餘倍。陸遊家藏道書，除了老、莊、文、列外，還有大量的丹經、氣經、仙經。此外，陸遊祖父陸佃也對道家學說頗感興趣，曾親自考證過道家著述《鶡冠子》的真偽。【79】
受家學影響，陸遊早年詩作中就常常表現出自己對道術的信仰，“少時妄意學金丹”（《溪上夜釣》）【80】；“少時喜方藥”（《春日對花有感》）【81】；“少年慕黃老，雅誌在山林”（《古風》）【82】。陸遊自己，也有一段遇仙的經曆，其《跋〈司馬子徽餌鬆菊法〉》中寫道：“乾道初，予見異人於豫章西山。”
陸遊的道教信仰，是他報國無門時的精神慰藉。興隆二年（1164年），金兵大規模南下，直逼長江，宋孝宗被迫和金國簽訂“興隆和議”。同年，陸遊仕途受阻，罷歸山陰，這一時期的陸遊找不到實現政治抱負的現實途徑，於是寄情山水，鑽研道教經典，潛心修道，“有誌不伸空自悼”的在烏有之鄉裏構建自己的理想世界，其中不乏避世的意味。隆興二年七月的《跋修心鑒》、乾道二年（1166年）的《跋坐忘論》、《跋高象先金丹歌》、《跋天隱子》、《跋老子道德古文》和乾道三年（1167年）的《夜讀隱書有感》、《跋造化權輿》都是在這種苦悶心境下寫成的。在宋代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合的社會背景下，陸遊在思想方麵也呈現出三教融合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