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子路》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問：“衛國國君要您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說：“首先必須正名分。”子路說：“有這樣做的嗎？您想得太不合時宜了。這名怎麼正呢？”孔子說：“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總是采取存疑的態度。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說話不順當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不知怎麼辦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必須能夠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正名”是孔子有關“禮”的思想的組成部分，他要求名稱能夠與它的本分相對應。例如，“君”是名稱，他的本分則是“君之道”。“臣”是名稱，本分則是“臣之道”。任何現存的名稱，都有其“應該”對應的“典範”。古人談起“君”，往往以堯、舜的具體表現作為典型的判準，然後要求後代的“君”，也要“像個君”。
如果政治能夠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大家各安其位，各盡其責，那麼人類社會自然穩定和諧，人們也就自然安居樂業。
與“正名”相反，孔子非常痛恨名不副實的事物，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他在《論語·雍也》中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觚（觚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上圓下方，有棱，容量約有二升，後來觚的形狀被改變了。）不觚，觚哉！觚哉！”意思是說：“觚不像個觚了，這也算是觚嗎？這也算是觚嗎？”
名正言順在封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帝王將相都講究名正言順，篡位奪權首先得找出廢帝的理由，周文王提出廢商紂的口號是紂王太過驕奢淫逸，荒淫無道。曹操完全有能力廢掉漢獻帝，但直到去世也一直“名為漢相”，怕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順，擔心被後人唾罵。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是他取得成功的政治條件之一，如果不是挾天子而是廢天子，則必然遭受諸侯的攻擊，曹操未必能取得成功。名不正則言不順，曹操至死都沒能突破這個心結，在有條件和能力改變當時政治麵貌的情況下，他仍然控製住自己的權欲，足以看出“名正言順”對古人的影響。
舊社會的正房、“偏房”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一樣的，所以為了爭取成為正房，妻妾之間才有矛盾和鬥爭，這也是為了名正言順。“偏房”不能名正言順地生活在社會上，所以，“偏房”的生活就會有許許多多的不安定因素，就像浮萍一樣沒有根基，至少與“正房”相比，缺少安全感。
在現代社會也同樣。比如在一夫一妻製的社會，“二奶”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雖然，她們在有些方麵比如金錢、物質有一定的保障，有的甚至比妻子還富裕，但是，由於名不正言不順，總要受到別人的非議和指摘，總要偷偷摸摸，似乎不能見光，不能出現在公眾的視線裏，活得很憋屈。
中國人講究和追求名正言順，幾千年來一直是這樣，即使有實無名，人們仍然不滿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千萬不能忽視名正言順這一點，否則在某些時候可能會惹上大麻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