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事業離不開人才，彙聚人才雖說需要海納百川的精神，但水多容易泛濫，容易出現魚目混珠、良莠不齊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善於發現人才，舉薦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從而推動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用人原則，那就是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在選拔與任用人才時，不管其出身是多麼低賤，家庭是多麼貧窮，甚至不計前嫌舊仇，善用敢用有缺點的人才，委以重任，用之不疑，真正做到唯才是舉。正因為有這樣的用人原則，使得像西漢劉敬、三國諸葛亮、唐朝魏征等能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以說，在《論語》中，孔子“舉賢才”的思想開啟了中國曆史上任人唯賢、任人唯才的進步的用人政策的先河，並在曆史上產生了非常積極深遠的影響。
關於任人唯賢，在《論語·為政》中有這樣一段話：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魯哀公問：“怎樣才能使百姓服從呢？”孔子回答說：“把正直無私的人提拔起來，把邪惡不正的人置於一旁，老百姓就會服從了；把邪惡不正的人提拔起來，把正直無私的人置於一旁，老百姓就不會服從統治了。”
“親賢臣，遠小人”是孔子一貫的主張。在選用人才的問題上仍是如此。薦舉賢才、選賢用能，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宗法製度下的用人標準是唯親是舉，非親非故者即使再有才幹，也不會被重用。孔子的這種用人思想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大進步，在今天依舊不失其珍貴的價值。
《呂氏春秋》和《左傳》中都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
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祁奚年紀大了，請求退休，晉悼公要他推薦一個合適的人繼任他的位置，他推薦了與他有私仇的解狐。解狐上任不久死了，悼公又要他推薦，他推薦了自己的兒子祁午。正當此時，祁奚的副手羊舌職也死了。晉悼公又問：“誰可接任？”祁奚答道：“其子羊舌赤適合。”晉悼公便安排祁午做中軍慰，羊舌赤佐助。
包括孔子、韓非子在內的很多名人都對祁奚的做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稱讚祁奚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這種外不避仇、內不避親正是任人唯賢的要求和體現。
在《論語·子路》中，孔子再次提到了他的“用人唯賢”的思想：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問怎樣管理政事。孔子說：“先責成手下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吏，讓他們各負其責，原諒他們的小過錯，選拔賢才來任職。”仲弓又問：“怎樣識別賢才而把他們選拔出來呢？”孔子說：“選拔你所知道的賢才，至於你不知道的賢才，別人難道還會埋沒他們嗎？”
在孔子看來，金子總有發光的那一天，賢才也不會永遠被埋沒從而無人知曉。但賢才能否被發現是一回事，能否得到重用則是另一回事。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曾這樣感歎：“臧文仲其竊位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意思是說：“臧文仲是一個竊居官位的人吧！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才，卻不舉薦他一起做官。”
古往今來無數事例證明，戰爭的勝負、政治的得失、經濟的興衰、外交的成敗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使用合適的人才。北齊的顏之推把“國之用才”分為六類：“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絕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使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他分別列出每類人才的素質要求，並認為“能守一職，便無愧耳”。由於智力結構及思維素質的不同、心理素質的差異以及成長環境的差別，人才也一樣是互有長短，各有千秋。所以我們必須善於識別人才、舉薦人才，量才實用。那種“用非所長”、“低才高就”、“大才小用”，甚至“有才不用”的行為，必然導致埋沒人才，造成人才的嚴重浪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