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多用古體敘事，近體抒情。他的敘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現實主義的特色也表現得最為突出、充分。詩人善於選擇和概括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通過個別反映一般；為了把人物和事件寫得生動，他注意捕捉富有表現力的環境和動作細節，並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自，讀起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他還有意識地采用俗語，使人物的語言個性化，增加詩的真實感和親切感，使作品充滿生活氣息。更重要的是，詩人善於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地說出，使作品更含蓄、更有力。這些藝術特點，不同程度地體現在《麗人行》、《兵車行》、《北征》和組詩“三吏”、“三別”中。杜甫抒情詩的特色不僅是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更多地是情、景與時事的交融。詩人寫景抒情，很少離開現實，而是隨時隨地想到他所處的幹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特別是入蜀途中和飄泊西南期間所寫的抒情詩，往往籠罩著一層陰鬱淒涼的色彩和沉重悲愴的氣氛。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閣夜》、《宿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把憂國憂民之情滲透到自然景物形象之中的名篇。
杜甫寫景抒情，善於小處落墨，從景物、事件的具體細微處寫起，寫得非常細致、逼真、精辟、傳神。
如《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寫春雨適時而來，滋潤萬物，悄無聲息。又如：“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等等。杜甫也能大處著筆，寫出“思接千載、視通萬裏”的壯闊境界，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等等。杜甫詩歌的風格是多樣的，有的雄渾奔放，如《望嶽》、《旅夜書懷》；有的清新明麗，如《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有的安閑恬靜，如《江村》、《客至》；有的質實古樸，如《縛雞行》、《同元使君舂陵行》。但杜詩的主要風格卻是沉鬱頓挫。這種風格，就是濃厚、深沉的憂鬱蒼涼之情，通過雄渾而凝重的筆調，波瀾變化、層次曲折的結構，迥環反複、抑揚起伏的音節表現出來。《登高》詩雲：“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此詩意象密集，具有大跨度的時空結構，蘊含著詩人憂時憤世、悲壯蒼涼的豐富深沉的思想感情。據前人所評，第3聯14字之間，就包含8層意蘊。全篇8句皆對仗，錙銖鈞兩，毫發不差，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卻一氣嗬成，節奏急促流動，仿佛完全不受格律束縛。明人楊倫評為“高渾一氣，古今獨步，當為杜集七言律第一”(《杜詩鏡銓》)，正是沉鬱頓挫風格的代表作品。
杜甫是詩歌語言藝術的大師。杜詩的語言，以精工、凝熾、穩重、有力、含蘊、豐厚著稱。如：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江鳴夜雨懸。”
“晨鍾雲外濕。”“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群山萬壑赴荊門”；“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都妙傳景物的神態，有驚人的藝術魅力。杜甫對詩歌形式的運用，也集前人之大成。無論是五言七言、古體近體，都有自己的發展和創新。例如，近體詩中虛字日益消退，他便有意羼入虛字使它化虛為實並曲折詩意；近體詩曰益陷入典麗雅致的套路，他便有意用生新的僻語和平暢的俗浯去矯正；近體詩日益受到定型句法與節奏的束縛，他便刻意用省略、倒裝、虛詞、離析等反常的句法去扭曲它；近體詩聲律日益諧調定型，他就刻意破棄音律作拗律韻體來矯正它；尤其是他的緊縮與舒展兩種句法，更運用得得心應手。在各體之中，杜甫的五律、七律達到了登峰造極、無人企及的境地。
杜甫使詩歌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現實生活，把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提高到一個自覺的、成熟的階段。他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他從詩歌的表現對象到創作手法，從詩歌的體裁到修辭手段，對前人的詩歌遺產作了全麵的總結和發展。因此，他是中國古典詩歌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集大成者。他的創作，直接啟發並引導了元結、顧況、白居易、元稹、張籍等人“新樂府”詩歌的創作。這種影響，又一直貫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苟鶴等人的創作之中。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和卓越的藝術技巧，對於中晚唐的詩人韓愈、李商隱、宋代的詩人王禹僻、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遊、文天祥，金代的元好問，清代的顧炎武、沈德潛、黃遵憲等人，也都給予了不同方麵、不同程度的影響。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詩人。故有一代“詩聖”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