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過訪同裏，購得計成《園治》一冊。計成乃是同裏的驕傲，生於萬曆年間，精繪畫、造園藝術，這本《園治》被認為“我國造園史上的巨著”[17]，傳至日本，更“尊為世界造園學最古名著”[18]。打開正文，當年赫然置於首位的，居然是阮大铖所作《治敘》。此文作於崇禎甲戌年（1634年），亦即他遭複社攻擊前四年。此時他早已臭名遠揚，然而造園大師卻不避嫌疑，鄭重邀其為《園治》首序，我們推測因為兩點：一、計成非黨無派，可能並不在意政治；二、阮大铖在造園上的眼界、見地，是計成所欽佩的，請他作序，表示對他這方麵的一種認同與借重。果然，阮大铖文中提到，對造園他並不隻是鑒賞家，也親施營造：
予因剪蓬蒿甌脫，資營拳勺，讀書鼓琴其中。勝日，鳩杖，板輿，仙仙。[19]
大意是說，曾把府中一片荒地，加以清整，池上理山（“拳勺”語出《中庸》：“今夫山，一拳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借指園林微觀山水造景），作為讀書彈琴處。趕上好天氣，輒請出老人，奉之遊娛。
阮氏才情最著處，是戲劇方麵。他的這一天賦，在明末恐怕首屈一指。所著《十錯認》（《春燈謎》）、《燕子箋》等四劇，後世雖不演，當時可是名滿天下。對此，連敵人亦不能夠抹殺。吳梅村回憶了這一幕：
（複社）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奄”指魏忠賢，“媼”指客氏），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20]
孔尚任將這情景悉數寫入《桃花扇》第四出。雖然複社諸人意在羞辱，但對阮氏“詞家”分量是不否認的，隻是正告他，詞曲上再了得，亦不能贖罪於萬一。阮大铖的戲劇成就，不僅限於創作，實際上他擁有當時南京水平最高的一個私家劇團，這劇團並不營業，隻供自己及親朋玩賞，而其親自調教，還延聘名師，當時第一流的行家如柳敬亭、蘇昆生都曾被羅致在府。《桃花扇》第四出寫到複社諸人假意“借戲”，他聞訊後這樣說：
速速上樓，發出那一副上好行頭，吩咐班裏人梳頭洗臉，隨箱快走，你也拿帖跟去，俱要仔細看。[21]
口氣儼然劇院老板兼藝術總監，非常專業。他創作的本子，不讓外人演，隻供其私家劇團獨家詮釋，演員、服飾、樂師……都細予講求，務得竅要。親睹過阮氏私家劇團演出的張岱說：
阮圓海（圓海，阮氏之號）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魯莽者又不同。故所扮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餘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門筍（劇情銜接和轉合）、插科打諢、意色眼目（演員表情及交流），主人細細與之講明。[22]
評價何其之高。曆來，戲劇玩到這個地步的，除了他，便隻有李笠翁（李漁，號笠翁）。據說，在他與朱由崧的關係裏，戲劇也是頗有分量的因素：
朱由崧是個戲迷，而他不光是大行家，還有最好的劇團。
如果阮大铖願意，他可以過很舒服的日子，以其博才多藝論，應該還將是情趣豐饒、充滿創造的日子。可惜不。被廢斥十七年，他簡直沒有一天將往事放下，這是根性所致。他生性錙銖必較、睚眥必報，假如受了一口氣，就無論如何咽不下：當年所以投靠魏黨，起因就是東林方麵原答允委以一職，結果變卦，他一氣之下而投反方懷抱。再者，借其一生來觀，此人權力欲過剩，當年剛剛振翅高飛，忽然跌落，一下沉淪十七年，權力的癮頭根本不曾過足，憋得難受，勢必一泄方快。最後，不能不談談人品：阮大铖要才有才，要智有智，眼光、趣味也岐嶷不凡，但人品確確實實很劣壞。這又讓人慨歎人的矛盾性，人就是這樣，往往把頗好的東西與頗壞的東西並集一身，而難盡美。阮大铖自某一麵看可說是時之髦、人之傑，非常優秀，但自另一麵看，卻又無恥之尤、彘狗不如。筆者給他這般劣評，主要不是因為往事，當年阿附權貴我們可以視為人性弱點，不讓人佩服，卻也不必疾之如仇；關鍵是弘光間起複之後，他真正展示了陋劣的嘴臉，一朝權在手，便把惡來行，利用職務實行人身迫害，乃至屠刀高舉。以往，他是名節有虧、不曾行惡，現在全然不同。這種人，任何時候都是社會毒瘤。
且將話頭拉回他東山再起之前。對於蟄伏中的阮大铖，張岱有個觀察：
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23]
張岱非東林-複社一脈，甚至對後者還有些微辭，故以上描述應無所偏。“居心勿靜”四字，是點睛之筆。前麵我們曾問，一條十七年的“落水狗”，複社仍窮追“痛打”，是否過分？由張岱的觀察，可知還真如魯迅形容的：
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著尾巴逃走了。[24]
這一段，簡直像特意寫給阮大铖，形神兼備。“落水”後，他努力爬上岸，並不時聳身搖一搖，把水濺到別人身上，然後再“夾著尾巴逃走”；十七年，他始終是這麼做的。
四
而且還有更加具體的原因。《明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