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我們雖稱《留都防亂公揭》為明末“大字報”，覺得複社精英的做法與表現，讓人油然想到“革命小將”，但切不能忽視時間的不同。相似的情形，發生於十七世紀初與發生於二十世紀後期，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萬馬齊喑、暮氣沉沉，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在老路上已山重水複，精神如“鐵屋”
（魯迅），文化如“醬缸”（柏楊），人格如“病梅”（龔自珍）。當此情形下，複社的青春、躁動乃至孟浪，正是新的血液與生命，至少閃出一條歧路，走下去，雖不知如何，但總不是徘徊於老路，總能給人遐想的餘地。無論如何，最不應該用二十世紀的語境估衡十七世紀的事情，如果僅因“偏激”、“過火”一類字眼浮於腦海，便將複社與二十世紀某些現象同質化，我們恐怕既脫離了曆史，也解除了判斷力。情緒或方式似曾相識，不代表性質相同。複社是自發、自主現象，是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是舊格局變革的先聲，不是“奉旨造反”，不是“導師揮手我前進”，不是“三忠於四無限”。前者使我們難得地領略一縷“青春中國”氣息，後者卻讓人痛切品嚐了沉重與呆愚。
我一直認為孔尚任是從青春氣息去體會、捕捉那段往事，否則，他不會將劇中一切提煉成“桃花”的意象。他與劇中人，時代相近、語境相同，我們寧願信賴他的感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十七世紀上半期，以一個自我砥礪、奮發進取、蒸蒸日上的青春知識群體崛起為標誌，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明顯引入新的因素，桃花一度燦爛。可惜這脆弱春光，難禁關外寒流長驅南來，使我們無緣見它如何結果，抑或結出怎樣的果實。
六
《留都防亂公揭》重創之後，還有一次交鋒，乃至上演肢體衝突。事見《桃花扇》第三出“哄丁”，筆者涉獵未廣，沒有找到有關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敘事皆有所本推之，這樣重要的情節，應非出於孔尚任的杜撰，讀者中高士倘知出處，幸為指點。我僅於祁彪佳（那時他在北京任職）稍後日記（四月初六）裏，看見一筆“時因江南所用之人，風波甚多，而礙手不少，連日與毛禹老商之未決”。[41]不知此番學生鬧事，是否也在“風波甚多”之內。
事發時間，劇本注明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確切，更顯得作者有所本。不過，月份上也許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劇中講得清楚：“今值文廟丁期，禮當釋奠。”[42]亦即故事發生在丁祭日。考明代製度，朝廷規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43]，即每年有兩次祭孔大典，分別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個丁日（一般每月有三個丁日）舉行，故稱“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應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個丁日，具體在癸未年（1643年），則為二月初三日（公曆3月22日）。
這樣，我們便有了非常具體的時間：1643年3月22日。
地點為文廟亦即孔廟，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廟。丁祭，既是國家大禮，也是學子向先師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廟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學生來主持的。”[44]若在地方，由府、州、縣學的學生參加，北京、南京兩都，則為“國子監”的學生。國子監，是明代最高學府，“永樂元年始設北京國子監。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為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監之分矣。”[45]學生主要由郡縣學每歲揀選而來，規模龐大，“洪、永間，國子生以數千計”[46]，不遜於任何現代大學。故而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廟是怎樣一番人頭攢動、水泄不通的景狀。
其間，前來參祭的複社諸人，意外地與阮大铖撞個正著。戲中寫道：“[小生驚看，問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來與祭；唐突先師，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吳應箕，那個“驚”字有講究。此時距《留都防亂公揭》已曆五載，五年來“閉門謝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銷聲匿跡，不怎麼拋頭露麵的。誰知道眼下突然出現在這樣一個重要日子和重要場合，作為“公揭”的始作俑者，吳應箕豈止意外，更將驚其大膽，所以緊跟著有一句：“難道前日防亂揭帖，不曾說著你病根麼！”而阮大铖這樣回答：“我乃堂堂進士，表表名家，有何罪過，不容與祭。”“我正為暴白心跡，故來與祭。”[47]彼此言語相撞，爭著爭著，阮大铖形隻影單、難敵眾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罵：“恨輕薄新進，也放屁狂言！”這一罵不要緊，四周全是毛頭學生，“輕薄新進”、“放屁狂言”豈不觸了眾怒？大家齊齊指定了他道：“你這等人，敢在文廟之中公然罵人，真是反了。”於是圍上來，一頓飽打。那阮大铖養得一口好髯，人稱“阮胡子”，此番正好成為襲擊目標，“把胡須都采落了”。然而這隻算輕傷，打到後來，阮大铖唱道：“難當雞肋拳揎，拳揎。無端臂折腰攧，腰攧。”[48]攧，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壞了。阮大铖見勢不妙，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落荒而逃。
“襲阮事件”，因發生於丁祭日的國立大學學生集會，看起來似更有後世學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廣場性、群體性如出一轍，連肢體語言，也很合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