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爾·蓋茨
尊敬的Bok校長，Rudenstine前校長，即將上任的Faust校長，哈佛集團的各位成員，監管理事會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有一句話我已等了三十年，現在終於可以講出來了：“老爸，我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我的學位的！”
我要感謝哈佛大學在此時給我這個榮譽。明年，我就要換工作了（指從微軟公司退休）……我終於可以在簡曆上寫我有一個本科學位，這真是太棒了。
我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感到高興，你們拿到學位可比我輕鬆多了。哈佛的校報稱我是“哈佛大學曆史上最成功的輟學生”。我想這或許使我有資格代表我這一類學生發言……在所有的失敗者裏，我做得最佳。
不過，我還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微軟總經理）也從哈佛商學院退學了。因此，我是個有著惡劣影響力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我被邀請來在你們的畢業典禮上演講。如果我在你們入學歡迎儀式上演講，那麼能夠堅持到今天在這裏畢業的人也許會少得多吧。
對我來說，哈佛的求學經曆是一段不平常的經曆。校園生活十分有趣，我常去旁聽我未選修的課。哈佛的課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寢室裏總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討論著各種事情。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從不考慮第二天早起。這使得我變成了校園裏那些不安分學生的頭頭，我們互相連在一起，做出一種拒絕所有正常學生的姿態。
Radcliffe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那裏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數男生都是理工科的。這種狀況為我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如果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這裏學到了人生中悲傷的一課：機會多，並不代表你就會成功。
我在哈佛最難忘的回憶是，發生在1975年1月。那時，我從宿舍樓裏給位於
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個電話，那家公司已經在著手製造世界上第一台個人電腦。我提出想向他們出售軟件。
我很擔憂，他們會發現我是一個住在宿舍的學生，從而掛斷電話。但是他們卻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一個月後你再來找我們吧。”這是個好消息，因為那時軟件還根本沒有出結果。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夜以繼日地在這個小小的課外項目上工作，這導致了我學生生活的結束，以及通往微軟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開始。
不管怎樣，我對哈佛的回憶主要都與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動有關。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壓力，有時甚至會感到泄氣，但永遠充滿了挑戰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種令人回味的情……雖然我離開得比較早，但是我在這裏的經曆、在這裏結識的朋友、在這裏發展起來的一些想法，徹底地改變了我。
但是，若是現在嚴肅地回想起來，我確實有一個真正的遺憾。
我離開哈佛的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公平。人類在健康、財富和機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們使得無數的人們被迫生活在絕望邊緣。
我在哈佛學到了很多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學上的新發展。
其實，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來自於這些發現，而是來自於那些有助於減少人類不平等的發現。不管通過何種手段——民主製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體係、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還是廣泛的經濟機會——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願做的事。
我離開校園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在這個國家裏，有幾百萬的年輕人無法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也不知道，發展中國家裏有無數的人們生活在無法形容的無生命保障的生活之中。
我花了幾十年才懂得了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是在與我不同的年代來到哈佛的。你們比以前的學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樣的不平等。在你們的哈佛求學過程中，我希望你們已經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新產業急速發展的時代，最終我們怎樣應對這種不平等，以及我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討論的方便，請想象一下，假如你每個星期可以捐獻一些時間、每個月可以捐獻一些錢——你希望這些時間和金錢，可以用到對拯救生命和改善人類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會選擇什麼地方？
對Melinda（蓋茨的妻子）和我來說，這也是我們麵臨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將我們擁有的資源發揮出機製的作用？
在討論過程中，Melinda和我讀到了一篇文章，裏麵說到那些貧困的國家，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死於那些在美國輕而易舉就能解決的疾病中。麻疹、瘧疾、肺炎、乙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以前我從未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導致50萬兒童死亡，但是在美國一例死亡病例也未發生過。
太讓人吃驚了。我們想，如果幾百萬兒童正在死亡線上掙紮，而且他們是可以被挽救的，世界應把拯救他們當作頭等的事來對待。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那些價格還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藥劑，並沒有送到他們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那麼當你發現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棄了，你會感到無法接受。我們對自己說：“事情不可能這般。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理應是我們努力的頭等大事。”
所以我們用任何人都會想到的方式開始工作。我們問：“這個世界怎麼可以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簡單，也很令人無法接受。在市場經濟中，拯救兒童是一項毫無利潤的工作，政府也不會提供補助。這些兒童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經濟上沒有物質基礎，在政治上沒有能力隻言片語。
但是，你們和我在經濟上有實力，在政治上能夠發出聲音。
我們可以讓市場更好地為窮人服務，如果我們能夠創造出一種更有創新性的資本主義製度——如果我們可以改變市場，讓更多的人可以獲得利潤，或者至少可以維持生活——那麼這就可以幫到那些正在極端不平等的狀況中受苦的人們。我們還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壓，要求他們將納稅人的錢，花到能體驗出納稅人價值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