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時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定元年，宣帝宇文贇的嶽丈、關隴集團重要成員——楊堅，廢除了八歲外孫宇文衍的皇位，自己當了皇帝，國號為隋，改元開皇，是為隋文帝。
楊堅國號為隋，實際上是隨的變體。隋是文，不是字。楊堅的父親楊忠本是北周時的隨國公。楊堅篡位之後，覺得這個隨字不好，便去掉“走”字，改隨為隋。雖說，楊堅是這樣登上皇位的，但他當上皇帝後，切實做了幾件與前朝皇帝不同的事。比方說大索貌閱，根據年齡和相貌，詳細檢查戶口，以查找隱滿人口、偷捐偷賦的不實情況；又比方說創立科舉製度，把讀書、應考和做官聯係起來；還有就是把東漢末年以來推行的州、郡、縣三級地方組織結構，改為州、縣兩級。也正是這種改革，才使鄱陽有了饒州的名稱。
鄱陽改為饒州，是在公元589年隋開皇九年，隋文帝消滅了南方的後梁和陳朝之後，使分裂了三百多年的中國，最終實現了統一。這一年，原屬南朝陳朝領地的鄱陽，正式成了隋王朝的皇土。也就在這一年，鄱陽郡改名為饒州。
隋王朝為什麼要將鄱陽郡改名為饒州呢？曆史上雖然有幾種說法，但都大同小異。
一、唐朝中前期，由史官梁載言編纂的《十道誌》說：“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也。”意思是這裏的山山水水都蘊藏很多的物產。
二、成書於北宋、由文學家李昉編修的《太平禦覽》，引唐朝徐湛所寫的《鄱陽記》說，“饒之北有堯山，嚐以堯為號，又以地饒衍，遂加食為饒”。徐湛在這裏說得更全麵，一是鄱陽之北有堯山，其實堯山在鄱陽西邊不在北邊，盡管方位有錯誤，主體還是沒有問題；二是地饒衍。這個衍字用得最精妙，它有三層意思：本義——水廣布或長流，廣義——既指盛多，又指低而平坦。意思是說鄱陽有座叫堯山的山丘，這裏水網密布，地勢平坦，加上物產豐富，於是在堯字旁加個食字，順理成章便成了饒了，州名從此便叫饒州。
三、北宋時有位叫吳孝中的寫了篇《餘幹學記》說：“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物多，其民家富戶羨。”這裏進一步闡述了為什麼叫饒州，吳這裏多了一點強調，家富戶“羨”，“羨”字在這裏指有餘。餘幹屬饒州管轄，說餘幹當然要說到饒州，於是有這段概括。
四、南宋王象之的《輿地覽勝》說：“舊以堯為文，以地饒衍加食為饒。”王象之的解釋沒有什麼新意，他隻是重複了前人的說法。不過，王象之以堯為文的說法稍有點費解，其實還是文與字的關係，堯是文不是字，古人是將文和字分開的，所謂文者，是指不可分析的象形和表意字，所謂字者是指合體可分析的表意和象形字。
總結上麵的摘引，州以饒為名，實際就是兩條：鄱陽有堯山，而且非常富饒，所以在堯字旁加個食字，便叫饒州。那麼，堯山為什麼在古代這樣有名？我們看看古代典籍是怎麼說的。《鄱陽記》說：“堯九年大水，人居避水，因此為名。或遇大水，此山不沒，時人雲此山浮。”成書於南宋，由祝穆編纂、祝洙增汀的地理誌《方輿勝覽》也說：“堯山，在鄱陽西，相傳堯時洚水，避難者居之。”曆代縣誌有：“俗傳堯時大水，民避於此，因名”的記載。原來堯山之堯，是時代的記憶。有人會懷疑，這可能是後代杜撰的吧？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江西省考古工作隊，先後兩次在雙港鎮樂亭村王家嘴，挖掘出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期時代石器。堯是什麼時代的人，距今也是4000多年，可見，我們古代很多傳說大多是有事實的，無非人為地加了一點神秘色彩而已。由此看來，以堯為文，加食為饒還真是恰如其分的。這裏順便說一句，上饒的得名。近兩年來，看見上饒辦的報紙說，上饒得名是因為上等富饒。北宋曆史地理學家、宜黃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說：“所謂上饒者，以其旁下饒州之故也。”其實，“信州，為番縣地，漢為豫章郡鄱陽縣，曆代不改，唐乾元元年正月置州。”原來信州也是唐朝時從鄱陽析置出去的。
州既以饒得名，那麼隨之而來則是與饒不可分割的另一件大事。這件事發生在隋朝，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江岸東擴，培土為市的情況。前麵說過，經過兩晉南北朝，鄱陽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尤其鄱陽湖的東壙，使鄱陽的水運能力加大，吳芮所築的縣城，雖然經過幾次擴大，仍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隋煬帝楊廣登基後，將饒州改為鄱陽郡。公元606年隋大業二年，郡守梁文謙、巡官劉宗宏，率領民眾將永平門，就是東門口以東到姚公渡，長達6裏多的外江內湖蘆洲，構築成江岸，一是方便人們往來，二是可以開辟為市。因為古代坊和市是分開的。坊為居民區，市為商業區，在重農抑商的明代，市是次等地區，所以多在城外近城門的地方。但是，後來的鄱陽人還是非常感謝這兩位官員功德的，人們將梁文謙奉送進“九賢堂”祀祭，成為鄱陽曆史上的九賢牧之一。牧，指治理百姓的州官。對劉宗宏，因為他不是地方官，便特地在稅務巷與明輝巷一間，建了座巡官廟。在我十來歲時，那裏還有一條小巷叫巡官巷。如今，廟不複存，巷也無蹤，剩下的也就是這點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