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公元1176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朱熹展墓前來從學的弟子。展墓指察看、檢查。對這個人，朱熹的評價是：“博學師友”、“以求道修身為己任”，“任道勇而用誌專”，說到底是朱熹忠實的信徒。他著有《性理字訓》，將理學中的一些重要範疇：如命、性、情、才、誌、仁、義、禮、智、道、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誼、利、善、惡、公、私等，一一進行了簡明扼要的詮釋。此外，程端蒙還有《學則》，對學者的行為規範提出了具體要求。從傳播學角度著，程端蒙這兩篇著作，對朱熹理學的傳播，意義非同一般。
其實，對於道學的環鄱陽湖傳播，對鄱陽來說，還有一個比程端蒙早，給饒州場域形成有價值的人物，那就是蘇昞。蘇昞，字秀明，是程顥、程頤的弟子，武功，今陝西人。公元1094年宋哲宗元佑末年，在呂大中推薦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後來貶到鄱陽，為饒州編管。這個人雖然在鄱陽的學術活動，留下的資料不多，但對後來鄱陽乃至饒州的理學影響，還是很大的。
宋代在理學形成和輸出中，鄱陽人裏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董夢程，他是鄱陽學派的代表。董夢程字萬裏，號介軒，他著有《詩書訓釋》、《大爾雅通釋》等書。那麼，什麼叫理學的鄱陽學派呢？理學的鄱陽學實際上就是注重訓釋之學，這個學派是從程端蒙開始的。續程董之後，鄱陽其它的朱子，也就是朱熹的後學還有：汪德輔，字長孺，朱子傳授《易》、《禮》的弟子；薑大中，字叔權，與汪德輔同學於朱熹；程珙，字仲璧，他是程端蒙的堂曾孫，也登過朱熹的門，著有《易說》，是“二賢書院”的供主之一；董拱壽，字仁叔。至於金去偽，舊《縣誌》“鄱江書院”條中是這樣注釋的：在城北，創始不詳，相傳朱子（熹）門人金去偽講學處。”而相關朱子理學的資料中，卻沒有看到更詳細的介紹。
鄱陽在朱子理學的形成與傳播中，除形成鄱陽學之外，再就是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了向新安，也就是浙江桐廬地區的傳播樞紐。這個樞紐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鄱陽的交通地位所決定。從水陸交通看，由兩個方向可以到達“新安”區塊：一條是經樂安江至樂平，經德興，到朱熹的故鄉婺源。婺源在宋代屬徽州，也就是新安地區。一條是經昌江到景德鎮、浮梁、再到安徽祁門、休寧、屯溪，經桐廬、富陽直至臨安，就是今天的杭州。由此可見，鄱陽在宋代的儒學發展中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盡管在《饒州府誌》中，有關理學的著名人物介紹裏，鄱陽相對地處在劣勢，通過我上麵的介紹，還是能看出鄱陽在江西理學形成發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還有一個人必須要提到，那就南宋的鄱陽人王大受。王大受的生卒年和較詳細詳細料找不到。王大受，字仲可。他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葉適的弟子。葉適是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提倡功利之學，他的哲學思想不但與朱熹的哲學思想完全對立，還與另一哲學派係陸九淵的心學派，鼎足而三。王大受作為葉適弟子，在哲學觀點上，當然與江西理學針鋒相對。王大受著有《拙齋詩集》傳世。
通過以上林林總總、雜雜碎碎的歸納，不難看出，在兩宋的319年裏，鄱陽文化不僅具備了多樣性，而且逐步構築了多元性。不止如此，從它的成熟程度看，無論從滲透的廣度和深度看，較之以前的所有朝代，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個人認為，兩宋是鄱陽文化的重要成熟期。
元朝和“東湖十景”及其他
在有的人眼中，無論從那個角度看，元朝的鄱陽似乎話語不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和事極少。我看不然，在元朝統治的短短97年，鄱陽首先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礎工作，那就是讓現今本縣人感到驕傲，且又無比惋措，期待能夠恢複的“東湖十景”。可能有人對我這個推論有所懷疑，會問：依據在那裏，憑什麼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