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
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曾合力主編了一本《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花城出版社出版）。為了祝賀這一創舉，法國比較文學大師艾田蒲教授曾親自為這部叢書寫了一篇序。“序”中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說，有一次，他在巴黎大學講授法國19世紀文學運動，課後向學生說明他所參考與引證的文章都借之於中國文學。艾田蒲教授描述說：“這番話令四座皆驚。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無可辯駁地指明了那些帶著高傲口吻談論‘黃種人’的人是多麼愚蠢而卑鄙！”他充分肯定了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對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影響是一個極有價值，極富潛力的課題，他希望有更多中國學者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可惜當《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聚集一批著名專業學者，正在對這一課題進行全麵開掘，深入鑽研，即將收成之時，艾田蒲教授卻於2002年1月7日與世長辭，未能親眼看到他所闡明的真理和他所開辟的這一領域是如何日益深入人心，開花結果！
從《中國文學在國外》到《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對中外文學關係雙向闡釋的研究來說，的確是一個新的飛躍，這是和數年來比較文學研究水平的提高與比較文學視野的擴大分不開的。回首20世紀100年來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大約有以下幾種類型外國某作家在中國；中國某作家在外國；外國某種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和流播；以某種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為比照，重新診釋中文學理論和作品；探討中外文學對於某一共同問題的不同讀解作為中外文學關係橋梁的翻譯研究等等。但是，總的說來，係統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學對外國文學影響的論著，與研究外國文化和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論著相比，為數確實不多。開風氣之先的恐怕就算1926年載於《學衡》雜誌的《孔子老子學說對於德國青年的影響》和1927年載於《小說月報》的《歌德與中國文化》了。這篇文章都由外國人所寫，但卻激發了中國人的興趣。緊接著，192年至1931年《嶺南學報》發表了陳受頤先生的《18世紀歐洲文裏的趙氏孤兒》、《魯濱孫的中國文化觀》和《18世紀歐洲之中國林》等三篇文章；後來又有範存忠的《約翰·高爾斯密與中國文化（1931），方重的《18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1931）和朱謙之的《宋儒理學對於歐洲文化史的影響》（1937）等。然而，在中國比較文學大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這方麵的研究卻明顯地相對薄弱我想這原因大概是由於進行這類研究，需要很高的外語水平，年代外語能力能達到像陳受頤、範存忠等前輩學者水平的比較文學學者恐怕還不多，同時，比較文學研究本身也還有一個逐步積累和深入的過程。
到了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後期，由於全球化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保護文化生態，促進文化多元化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人們不但考慮要堅守並由顯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且希望在與別種文化的溝通和交流中，使自己的文化得到發揚和更新，不同文化之間也需要有更多理解和寬容的空間，以達到文化多元共存，消拜文化衝突的目的。於是，以跨文化、跨學科文學研究為己任的比較文學就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發展。加以世界進入後殖民時代，許多曾視前殖民地文化為野蠻落後的“前宗主國”也都覺悟到，要求得世界安寧，促進自身文化的更新和發展，就必須更多地了解他種文化，加強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相互學習。於是西方有些國家也出現了不少研究中國對西方文化影響的新作。
在這種形勢下，《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這套大型叢書應運而生，它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貫通古今，沿著外國文學發展的曆史線索，係統總結了各個時期中國文化對外國文學的影響；第二，彙通文史哲與文學，以外國文學發展為經，中國文史哲與文學的影響為緯，編織了新的文學關係史；第三，對材料有了更廣闊的開掘，對個案有了更深入的分析；第四，采取了廣泛聯係的發展觀點。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評價往往有其自身的曆史社會原因，有正、有反，有低潮、有高潮，叢書對此作出了相當深刻的分析。可以預期《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必將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總之，《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是一部創新之作。它承前啟後，具有無可取代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特別是在今天，向西部進軍正在全國掀起高潮，本書由少數民族聚居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說明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和人民邁向國際文化舞台的信心和決心，也說明了廣大學術工作者對開發西部地區的熱望和支持。
2002年5月16日於
北京大學朗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