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佛的西傳差不多與儒家學說同時並進，但是傳教士的親儒排佛的政策，不能不影響西人的接受取舍。由於儒家文化，從根本上來說是“治國理政”的道德文化、倫理文化、政治文化，加之它的理性精神，它便因此而成為18世紀歐洲作家批判神學、張揚理性的戰旗，與資產階級推翻中世紀封建神權統治，確立資產階級秩序的政治需求相適應。於是，西漸的儒學便適逢其會，成為那時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借用的精神力量。
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時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接受者的需求和取舍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西方科技的高速發展、政治烏托邦的崩潰和道德失信所造成的精神真空，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所帶來的深重劫難和心靈創傷，使得以獲取一種穩定、和平與持久的寧靜為旨歸的生存期盼，成為這一時期西方人所共有的心理指向。我是誰？世界是什麼？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什麼是智慧和道德？我應該怎樣生活？這一係列的形而上的生命叩問，一起擺到了歐美作家和思想家的麵前，引起他們的長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一種“精神科學”和生存智慧的老莊哲學、佛教思想，便為外國作家、特別為注重心靈探索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競相采集，借以釀製一劑能治療時代百病的靈丹妙藥。這些迷戀中國古老哲學傳統的西方作家，視老莊為偉大的先覺聖哲，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經》被他們一譯再譯，演化成一座溝通東西方的精神橋梁。他們把老莊學說和佛家思想作為人類至高智慧的榜樣加以崇奉、追隨，借此來療治西方社會弊病和人類內心創痛，來補救、撫慰西方人的精神缺失和心靈饑渴，從而來滋養自己的性靈，營造自己的藝術，重建起人類新的精神家園。可見，包括佛家智慧在內的中國哲學精神對這一時期西方作家的衝擊和影響，乃至對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和影響，顯然也是不爭的事實，以至於英國曆史學家阿爾諾德一湯因比這樣說：“二十世紀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也許是佛教到達西方。”暮年的列夫·托爾斯泰就承認，他受孔孟影響“很大”，但老子對他影響“巨大”，而懷有老莊情結的尤金·奧尼爾，不僅將道家學說當做一種學術或思想加以關注，更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加以崇奉，我們從前者“毋以暴力杭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到後者在劇作中對生存的表述和理解，不是依稀地感到老莊精神的躍動嗎？19世紀末20世紀的法國一代象征詩派和“心智”詩人，從馬拉美到瓦萊裏，從克羅岱爾、謝閣蘭到聖瓊—佩斯、亨利·米修，乃至六十年代法國現代詩人，他們對宇宙奧秘的求索、對生命根底層次的追問、對心靈堂奧的探覓以及對藝術“真”與“美”的挖掘，也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與老莊思想和東方智慧在精神氣脈上、靈性情韻上有暗合之處。
中國這種思辨的、智慧的哲學傳統，在具有哲學思辨傳統的國度德國，受到了作家們格外的歡迎和接納，他們對西行的老莊的接待也似乎比別的西方作家更為久遠和熱忱。從古典時期塞肯多夫的《命運之輪》神交老莊，到表現主義文學德布林的《王倫三跳》探索“無為人生”；從克拉邦德傾心道家，到卡夫卡“相當深入地”研讀老子；從馳騁於東方精神王國的黑塞，到心儀中國古哲的布萊希特，直到首倡“歐道主義”的當紅哲學家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一代代德國作家，與思辨、智慧的中國精神相親相隨，有著很長的曆史傳統。然而，這種凝聚著東方智慧的中國哲學精神，究竟在什麼層麵上，又在多大程度上給予西方作家以浸染和滋養？它到底對這些作家的人生、藝術和思想產生什麼衝擊和影響？他們在染指中國思想過程中，又怎樣因各自所處的不同時代、不同文明環境及各自不同的個性而呈現出不同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特點？這一切都必須也值得我們下工夫，進行具體的而非籠統的、細致的而非皮相的個案考索。
6.外國作家鍾情於中國哲學精神的探詢，不是去追尋古老中甘國已經淡逝的文明傳統，而是對中國文化的更新和利用。他們熱衷中國精神的追求，其內驅力就在於自身的需要，或民族的需要。正如德國當代著名的東方學家顧彬在處理類似課題時所正確指出的，“每一項文化交流同樣是為了維護交流者自身的利益”，“其自身利益都在於推動本民族的發展”（顧彬《霍甫曼薩與中國》，《跨文化對話》第8期，第148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3月）。我們在考察外國作家接受中國文化的曆史進程時發現，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表現了這種實用主義的取向。
18世紀啟蒙作家熱心儒學的接納，是為了建構自己的思想學說，尋求鞭笞舊歐洲的巨杖。孟德斯鳩關注中國思想，著眼點立於他自己的政治構想；伏爾泰崇尚儒家學說，是要和天主教教義相對杭；萊布尼茲吸收中國文化，是為了實現其“宏圖大略”：在西方建立一個充滿道德之善的和諧的世界秋序。這種政治實用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其目的都是為推動本民族的發展。與此相關聯的，中國思想在這一個時期極大地激發了西方作家新的靈感和想象力，成了他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精神源泉。但他們在文學創作上接受中國思想，其政治實用的目的也是明顯的：他們或假托東方人出遊西方，以亞洲人（中國人）的眼光來觀察西方社會，批判歐洲文明的腐敗現象，著名的如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伏爾泰的《中國人、印度人及韃靼人的信劄》、阿中央斯和哥爾斯密的《中國人信劄》等；或提取中國思想素材，借東方佳釀，澆胸中塊壘，如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查第格》等；或直麵中國文學作品，利用儒學以表達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社會理想，流行於18世紀歐洲的中國戲《中國孤兒》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證，如此就極大地豐富、拓展了外國文學描寫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