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談到形成過程，可能複雜一點。首先應該說同生活經曆或個性有關吧。我生長在上海，大學畢業後到了東北，在海濱城市大連又工作了12年，差不多每次回老家探親都乘海輪從海路走，從小熱愛海洋，那種惟有在海上才能體驗到的天風海嘯、大氣磅礴的動蕩感，是我很久以來就深深摯愛的一種意境。自識字始，我又喜歡曆史，到東北林區還是“文革”期間，沒有書看，差不多把當時特準繼續出版的標點本“二十四史”讀了個遍，厚重的曆史讓我明白一切都是在發展變化中的。有以上的基礎，“文革”結束考上研究生後，在學習藝術哲學的過程中，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尼采所闡釋的古希臘阿那克西曼德的“不定者”（apeiron）範疇和赫拉克利特的流變哲學，相信萬事萬物皆在變化的動態中。中國古代的賢哲感歎的“逝者如斯夫”，把握的也是這樣一種永恒的動態。但在我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我僅是將這樣的動態觀運用於文學和文學史的研究中。20世紀90年代中國掀起了“文化熱”，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等各種文化主張先後都出現了，當時我隱隱地感到問題的所在，是這麼多的主張都未曾將中國文化看成在不斷發展中的過程。比方有一個相當流行的說法，認定五四是中國文化的斷裂層。試問從哪裏斷裂？難道中國文化就是在五四以前就已定型的那麼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難道五四時期和五四以後中國人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屬於中國的文化？當然，完全不妨對五四的功過得失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但認為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與中斷，無疑是一種典型的靜態觀。當時我寫了一些文化隨筆，談了自己的觀點，而卷入的較大規模的論爭則發生在我從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國內有人受後殖民主義思潮影響，指責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患了“失語症”，隻會用西方的術語、概念翻譯介紹外國的東西，充當了後殖民的“文化販子”。這再一次讓我見識了靜止不動的觀點的影響之廣與深。在那些激烈的言辭背後，包含的是那麼一種見解，否定文化需要發展並且實際也在發展，發展過程中會吸收其他不同的文化成分，同樣也否定語言也在發展，否定現代漢語在形成過程中雖吸收了西方語言的語法和構詞因素卻永遠不可能使它變質為外語的事實。爭論在外國文學研究的權威刊物《外國文學評論》上展開，雙方都寫了大塊文章發表，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也專門作了報導。從那以後，我的“文化動態觀”正式確立。可以說，這一觀點的成形是中國當代的文化現實狀況促成的。至於文化學上的淵源，當數美國著名女學者羅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文化模式》一書提出的動態的文化整合論。她是傑出的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Boas）的高足，研究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文化，雖不是理論家，書中根據實際調查得出這個結論在學界卻影響極大，那本薄薄的書自1935年問世後被譯成了14種文字。講到底，“動態文化交流觀”是“動態文化觀”的一個派生或進一步發揮。
鄭：具體而言，動態的文化觀或文化交流觀有哪些要點呢？
張：我盡量說得通俗明白些。
第一，文化並不是某種現成的固定不變的東西，它雖然表現為曆史的積澱，但也是人類正在進行中的創造。這點很重要。人們往往看到了文化對人類行為的製約，但忽略了人類的行為對造成一定文化的主動或能動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會不幸地淪為既有文化的奴隸，不思進取，抱殘守缺。那是很危險的。
第二，文化是在動態中存在的。一種文化總是處在和其他種文化的接觸和交融中，同時內部也由於那些外部因素的加入而不斷處在活動之中，因差異而產生對抗，因對抗而產生活力，並因而取得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文化的存在。
第三，一種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或采納不是簡單的拚接，而是出於自身目的的有機化的融會和整合。這一融會和整合完成後，新的文化因素會表現出來，但本土文化的總體並不因此喪失它自己的屬性。這個觀點主要是本尼迪克特的，但就我所見，她沒說清楚文化的自身目的是什麼，給人哲學上的目的論的印象。我想指出的是，這個目的其實就是創造這一文化的人民的生存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