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傑克·倫敦倒是說對了：中國人和白人屬於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他們互為“精神上的外國人”。正因為這樣，相互的理解才是艱難和長期的，才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寬容。而且盡管如此，兩者之間的關係仍是平等的，不應該有差異就產生歧視。但傑克·倫敦照舊一副“自大狂”的腔調，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視為長輩，而將中華民族看作晚輩。在他顛倒的鏡像裏，中華民族不可能改變他們的傳統，整合成一個新的文化，因此也無法由低劣的人種進化到像盎格魯一撒克遜那樣優秀的民族，一如那個永遠長不大、永遠離不開棍棒教訓的阿金。事實上，傑克·倫敦幾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重複演繹著同一個偏見所扭曲的影像。
《空前的入侵》一開始曾遭到許多家刊物的拒絕，傑克·倫敦也為此深感迷惑不解：為什麼他所做的一項自以為十分偉大的預言得不到別人的共鳴和支持？其實，傑克·倫敦杞人憂天的焦慮，反映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普遍的恐懼和聳人聽聞的心理，這種心理在文學上早就有所流露，19世紀90年代起就有類似主題的小說在美國大眾市場流傳，如有的描寫中國遠征軍向加州海岸發起兩棲突襲，有的虛構出一個在美華人與印第安人及黑人的聯盟，旨在消滅美洲大陸的白種人，等等，不一而足，唐人街也隨之成了文學作品中涉及色情、欺詐與陰謀的必不可少的場景。所以《空前的入侵》在思想上沒有什麼新意，藝術上也缺乏飽滿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沒有多少文學價值，與其說是一部科幻小說，不如說是傑克·倫敦攻擊中國和中國人的一篇夢囈式的政論。僥幸有一家雜誌網開一麵還是發表了這個作品，替我們保留了傑克·倫敦種族主義“黃禍”論的一個標本。而在美國和中國的交往史上，恐懼著中國人的威脅，幻想著黃禍蔓延的，傑克·倫敦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人，但在散布這個嚇人的夢魔上，還是起了不良作用的。
作為20世紀初美國最有影響的作家，傑克·倫敦受到了尼采和馬克思的雙重影響，又同時向他們兩人提出挑戰，本身的創作傾向就是相當複雜的，他有關中國主題的小說自然也有待更細致的分析。但總體上，他對中美文化因進一步接觸而引發的衝突和對立，采取了西方中心論和種族歧視主義的立場，對陌生的中國文化抱著輕蔑和仇視的態度，代表了美國當時更為普遍的潮流和傾向。重溫這個曆史的裂痕，尤其是表現在傑克·倫敦這樣的大作家身上的裂痕，或許我們感情上頗難接受，但它也提示了另一側麵的真實，讓我們清醒地估計到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巨大坎坷。這一坎坷不僅根源於對方的偏見，也來自我們民族自身的某種缺憾，這些缺憾我們自己可能習焉不察，但經過惡意的放大，卻會嚴重妨礙別人對我們的理解。是不是能夠說，為了增強不同文化之間的融會，一個民族自覺的反省意識始終是需要的？
4.生命的脈動：紅星閃耀下的斯諾
1928年初，一艘開往遠東的“蘭德口號”輪船從紐約港鳴笛起航了。船艙裏，一名充滿幻想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為了實現自己少年時代的夙願——征服太平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各地去曆險，以臨時鍋爐工的身份，也隨之出港走向世界了。
這個年僅22歲的美國青年，就是日後著名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他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蘇裏州堪薩斯城，生性勇敢、正直、講原則、重實際，既羅曼蒂克，又執著堅毅。他酷愛旅行，嗜書成癖，崇拜大作家馬克·吐溫，對能在“馬克·吐溫之河”——密西西比河的沿岸長大深感自豪。後來的事跡表明，在他身上同樣具有馬克·吐溫那種強烈的正義感和深切的同情心及不畏艱難的奮鬥精神。他原打算隨船作一次環球旅行，開闊視野，增長見聞，為以後專心致誌從事寫作和研究打下基礎。但太平洋洶湧的浪濤改變了他的命運，把他推上了東方另一個寬廣而轟轟烈烈的時代大舞台，深深卷進了中國人民偉大的解放事業。
斯諾被認為是中美兩國美好友誼的最成功典範。早在1935年魯迅就於致鄭振鐸的信中，稱讚他愛中國，遠勝過我們自己的有些同胞，這是大家熟悉的。1941年，斯諾因報道了皖南事變真相，被蔣介石取消了記者資格，離開中國前，宋慶齡意味深長地對他說：“你以後回來吧。你屬於中國。”確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斯諾不僅屬於美國，也屬於中國。斯諾本人生前就多次表達過心願，希望死後將他遺體的一部分永遠地同中國褐色的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霧掩映的島上廟宇相伴在一起，同曾經信任過他和保護過他的普通中國人相伴在一起。臨終前，他最後一次吐露了畢生的感情：“我熱愛中國……”如其所願，今天他的墓坐落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南岸，坐落在鬆樹、綠草、紅花的映蔭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