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毫不奇怪，《比薩詩章》一而再、再而三推崇孔子，把是否知道中國曆史當作衡量政治家的準尺。詩中說：“獻給一個國家的最好禮物，莫過於孔子的思想。”又嘲諷說：“對唐史一無所知的傲慢的野蠻人用不著騙誰。”所謂“野蠻人”，是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而言的，表示了他極大的鄙視。要求一個美國總統必須懂得中國曆史，應該說有點強人所難，卻表明龐德對中國文化的重視。但這種重視有時到了相當誇大並聳人聽聞的地步。《比薩詩章》這樣寫道：“整個意大利你連盤中國菜也買不到/這就要完蛋了。”吃不上中國菜，難道真的就會亡國嗎？其實，這不過體現了龐德對中國文化乃人類命脈之所係的強調。
正因為如此，龐德對西方世界的評判和對經濟社會的認知，基本上以克己複禮的孔子學說為基準，毫不含糊地把它與西方的人文主義和民主主義等同起來。為此，他不知疲倦地向西方傳播儒學的火種，1928年和1941年兩度翻譯《大學》，譯了“四書”和情經，30年代龐德著文立說，也多及孔家儒門，儼然“粹學醇儒”。有一次，T.S.艾略特疑疑惑惑地發問：“龐德先生相信什麼？”龐德理直氣壯地答道：“我相信《大學》。”龐德還頗以為他是西方唯一翻譯儒家著作的孔子信徒而自鳴得意。
龐德對孔子儒學的崇拜可以說到了癡迷的程度，即使麵臨牢獄之災和生死之限也不改初衷。1945年4月，他於意大利拉巴洛的寓所被捕時，正在聚精會神地翻譯《孟子》，當意識到將被帶往不知何處時，順便抓起一部《四書》和一本中文字典塞進褲兜，就被抓走了。在比薩監獄，他於那間六英尺見方的囚室裏依靠中文字典，頑強地研讀《四書》，一讀就是幾個小時，然後進行翻譯。他坐著梳溜他那蓬亂的胡須，似乎已被鐵絲網圈在一個超時空的永恒裏，就像《比薩詩章》描寫的，“而今沒有日月之分”，四周圍的落落塵世似乎已停止運轉。他身坐其中，靜心修煉，以重獲那神話般的智慧和力量。身為不幸的人，卻將名留後世，就如困於獨眼巨人穴中的奧德修斯，也像厄於陳、蔡的孔子。他要來筆記本，從中折半做成袖珍本子；他用削得很尖的鉛筆，把新詩章清清楚楚地寫在一頁紙的右半邊，左半邊則留著寫研讀孔孟著作的感想。
事實上，孔孟的著作也給了比薩囚室中的龐德精神力量。思想危機讓他陷身於幾乎崩潰的邊緣，但“靈魂的美妙夜晚來自帳篷中，泰山下”；齊國韶樂，這“清越而嘹亮”、“同太陽一道在其光輝下音質階偏高的歌”，令他振奮和心靈昂揚鼓舞。一度他曾喪失信心，認為“在煉獄裏沒有勝利”，虛弱地徘徊不安，“我不知道人性如何承受/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沒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但終於他麵對孔子的教誨如沐春風，感受到“泰山下風吹得多麼輕柔/在那海被永久記憶的地方/遠離那個地獄/遠離塵埃與耀眼的邪惡”。
但孔子的學說不僅是龐德災難之中的信念支柱，不僅是他於囚籠中進行自我對話的精神導師，而繼續是他關注現代社會的一位代言人。他盼望著“孔子‘誠’的確切定義”，“直傳到我們的時代/神化的帝王”，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就是他建立地上樂園的模式。傑夫·特威切爾一沃斯說得對：“請記住龐德對孔子感興趣，不是把他作為博物館的寶物，而是把孔子的思想或者是把龐德對孔子思想的理解帶給當代的西方讀者，這樣就明顯地凸現了這位聖人與當今時代的關聯。”漢字升格為不可缺少的要素。據統計，《詩章》前後出現漢字93個，用過五次以上的有14個，它們是：
正，14次（包括“正名”5次）明，10次
本，10次（包括“本業”6次）止，9次
新，8次（包括“日日新”7次）靈，8次
旦，8次人，8次
仁，7次端，7次
顯，6次日，7次《即“日日新”》
中，7次周，5次
這些漢字令西方讀者頭疼，我們看上去並不複雜。它們不但成為這部詩作凝聚詩意的閃亮詩鏈，更重要的是成了儒學獨到的義理的窗口。龐德對它們饒有興趣的關注和鍥而不舍的研究，盡管批評家們多少有些異議，但其中一些富於創造性的解構和發揮，卻令我們耳目一新。他對漢字的解釋頗像傳說中的倉頡對文字的認識，但這並不妨礙龐德的信念（他始終認為凡有眼光的人都無法忘記詞語中蘊涵的活力），也不妨礙我們對龐德運用漢字的理解，那是他把握孔子思想和儒學的關鍵。
龐德最關注的核心，是樂園或天堂及盛世的概念，在他看來那分別體現在“明”、“旦”、“周”等一係列漢字中。龐德向往的樂園或天堂，並非是猶太一基督教所說的伊甸園，而更接近儒家道德教化下的盛世樂園，他特別推崇的是孔子讚不絕口的周朝。孔子生於東周末年，向往的是西周初年的文武盛世，曾感歎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那是孔子的烏托邦，也是龐德的理想國。周代最賢明的統治者是輔弼文王和武王的周公旦。《詩章》出現的“周”字比堯、舜、禹要多，又以“旦”代表薪火續傳的黎明，而以“明”作為無與倫比的優越。這幾個漢字的意義本來就是互相聯係著的。另一個龐德喜歡的漢字是“中”，指中庸之道。他認為“中”是孔子思想的精粹所在，也是建設人間樂園的必經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