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個雙重的世界中長大——一個是父母的美國人長老會世界、一個小而幹淨的白人世界；另一個是忠實可愛的中國人世界——兩者間隔了一堵牆。在中國人的世界裏，我說話、做事、吃飯都和中國人一個樣，思想感情也與其息息相通；身處美國人世界時，我就關上了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門。
可以說，正是文化上的雙焦透視在她精神的根底上形成了一種她一生均無法回避的“雙國情結”的交叉與重疊，在她的深厚的“中國情結”的湧動之下還涵蓋著一個同樣強烈的“美國情結”。當然，她本人努力將二者合而為一。但在更多的時間裏，這兩個世界是彼此分裂的。中美兩種文化的本質內蘊在各自給她以無窮魅惑的同時，也賦予了她來自精神世界的放逐感與漂泊感。她身處中國卻非其中的一員，身為美國人卻依然不是它的一員。這兩個在她生命中一次次分裂的世界，彼此都不能成為對方，卻又各有千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賽珍珠所處的正是一個十分尷尬的“文化邊緣”的特殊位置。於是，她在中國農村度過的大半生涯，和她小說裏的中國農民，便都為這種雙重情結導致的特殊審美觀照所籠罩。
賽珍珠最重要的作品、長篇三部曲《大地》（The Eanh，19311935）就是這一審美觀照的結晶。它既相當真實地展現出了中國農民在黃土大地上辛勤耕作著的豐富而鮮活的生命實質，又凸現了作者的藝術世界中的矛盾。
千千萬萬個樸實的中國農民家庭，在一望無際的黃褐色土地上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循環往複，演化出了幾千年的人事滄桑。《大地》中，中國農人們與土地的依戀關係構成了小說的一個重要母題。“土地”是他們考慮一切問題的中心，也成了支配一切行動的巨大內驅力。農人們的品德來源於與父輩相同的原始靈魂：與土地的密切聯係。主人公王龍帶著一種幾乎虔誠的快樂，耕作在他自家的田地上。他屬於他的土地，隻有土地在腳下，生活才能充實。他堅信，一切都可能被人拿走，而唯有土地是別人永遠無法拿去的。“正是這塊土地建成了他們的家，為他們提供食物，塑成了他們的神像”。“從前某個時期，男男女女的屍體都埋在那裏。同樣，他們的房子有一天也要變成泥土，他們的肉體也要埋進土裏”。這使我們聯想起賽珍珠另一小說《龍種》（Dragon Seed，1942），一部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第一部直接描寫被占領的中國抵抗日軍”的“生動而感人的”小說中的描寫：日本侵略者殘忍的奸淫擄掠非但不能改變莊稼人對土地的熱愛，反而更加固了這種深沉的情感。當日軍突然侵入那座平靜地沉睡了千年的小山村時，忠誠的老農林鄭為了土地而留了下來，因為他堅信“土地絕不能留給敵人”。這是村子裏人們的普遍信念。他們“信任這片土地，它給他們糧食，給他們所必需的一切。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所擁有的這片土地總歸是屬於他們的，也將一直哺育他們”，他們也將永遠不會背叛他們的土地。
王龍也同樣，即使在生命最艱難的時期，絕不肯賣地。甚至當空前的饑荒威脅到生存，迫使他們一家逃難到富足的南方城市時，王龍也“隻是在一天天握著生活”。他深知自己“不屬於這裏”，而隻屬於遠方家鄉的土地。後來，王龍靠在貧民暴動中劫奪的錢財回到家鄉，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他有了變化，漸漸遠離了妻子阿蘭和他曾經鍾愛的土地，沉溺於對新納的小妾荷花的情欲之中。但在此時，又是“在烈日下閃著鑽石般光芒的土地”，及田野上吹過的清新的秋風，重新喚起了土地潛藏在王龍心底的渴求。土壤的養分滲入了他的肌膚，對土地不可磨滅的印記又一次堅硬了起來，他由此獲得了更高意義上的自由——這時，一個聲音在他的心裏呼喚著——一個比愛情更深沉的聲音在他心中為土地發出了呼喚。他覺得這聲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聲音都響亮。
即使在王龍的晚年歲月裏，他依然“經常會從雕花大床的暗影中醒來，希望回到那黑暗簡陋的小土屋去。”而垂死的王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苦心告誡兒子們，“我們從土地上來，必須回到土地上去。隻有守住了土地，才能活下去。”在這裏，我們依稀聽到了聖經禱詞“來自泥土，歸於泥土”的遙遠回聲。
王龍的死預示了一代人生命價值取向的終結，兒子們屬於注定將要同土地脫離的一代。他們漸漸失卻了父輩對大地的深情，也失去了父輩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力度和強度。然而，孫子王源卻延續了祖父血脈中始終湧動著的戀土情結，從一開始起就迷戀於家鄉那座生存著一些“樸實而頑強的靈魂”的黑暗土屋。當感覺到祖父——“那個長眠於地下的老人，又一次伸出他那隻滿是泥巴的手，搭在了他肩上”的時候，王源在本質上實踐了對土地更高層次的回歸。
“當種子被種到地裏之後的一瞬間，它可能會變成一種非物質的東西，變成一種精神，一種能，一種介於精神和物質之間的要素”，正如種子內部的這種深深蘊藏著的涵義在小說中所表征的那樣，在中國農人受盡煎熬的褐色麵龐的皺紋裏，蘊藏著不可測知的堅強的生存決心。“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在時時麵臨死亡的威脅之際，抑製住心中的恐懼感，以頑強堅忍的求生力量與意誌力實踐著對生命不屈不撓的渴望，這也就是一種對生命的肯定和向往。隻要有堅強的意誌就能擺脫煩惱和苦難，這是賽珍珠終生記憶的一句中國格言。而在她的心目中，中國農民就是這種意誌力最完美的診釋方式。在《大地》中，當全家人都因饑餓而處於極度窘困之中時，王龍的那個瘦弱的女兒則以其生命的堅忍性贏得了父親的感情：“當她想使勁用她那沒牙的嘴虛弱地露出一絲微笑時，王龍突然掉下淚來。”王龍的父親，那個在逃難時始終微笑著的幹癟的小老頭，則始終對自己說：“我一定得吃東西。”在他們的身上，生命的真相漸漸顯露出來：麵臨的境況愈是窘迫，生命愈是撞擊出最耀眼的火花。生命的苦難與毀滅，最終都通向了生命的至高無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