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諾之鍾》以二戰中美軍占領的西西裏島為背景，描寫占領軍少校維克多·約波羅在意大利一個小村鎮實行民主製度的故事，實質觸及美國最引以自傲的政治文化。表麵看約波羅是個英雄人物，他平民出身，靠著自己的奮鬥進入了上層，所以由衷信仰民主的力量，想把自由民主也帶給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意大利民眾。但其實在美軍占領下實施的東西，和西方理論經典所闡述的內容相比，已經變了味，成了軍事性的統製和政治性的專製。雖然約波羅少校告訴阿丹諾的百姓們，民主意味著“政府的頭頭腦腦不再是百姓的主人，他們是人民的仆役”，但實際上他替大家做主，通過強調公眾秩序、教育和榮譽的重要性，成功地把自己理解的一套行為規範強加於當地人民之上。他送給阿丹諾的一口新鍾（原來的舊鍾被法西斯分子毀壞，運去鑄槍炮了），就是他帶給這地方的巨大影響的象征。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約波羅少校建立的有效的民主體製，恰好成了他頂頭上司麻爾溫將軍橫行無忌的工具。後者的一係列命令和措施，嚴重損害了當地的經濟生活和商業收入。約波羅推行的美國式民主製度，和當地傳統的文化習俗本來就有矛盾，由此進一步尖銳化，最終因當地一個孩子去撿美國大兵從行駛的軍車裏扔出來的糖果，慘遭壓死達到高潮。在這場看不到一點硝煙的較量中，約波羅既不受老百姓歡迎，也遭到麻爾溫的排擠，處在一個不無尷尬的境地。
約波羅少校讓讀者聯想起另兩個美國人，一個同是文學形象，即馬克·吐溫《亞瑟王朝的康涅狄克州美國佬》中的漢克·莫爾甘，一個是二戰英雄，即取得對日戰爭勝利的麥克阿瑟將軍。馬克·吐溫借助於文學幻想，讓生在19世紀的莫爾甘來到中世紀的英國王宮，由他見證了現代的民主觀念和古老的封建王權的衝突，及雙方從中暴露出來的缺陷。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麥克阿瑟將軍戰後占領日本，也搞了政治體製上的改革，試圖將美式的議會民主製移植到日本，結果卻不得不同時保留了天皇製。在約波羅少校身上，不難覺察到曆史和現實的雙重身影，那是在外在參照係的對比下對美國民主的製度文化的審視。換個角度看，這也即美國人能否拿自以為優越的東西去取代別的國家、別的民族擁有的傳統遺產的問題。
評論家認為，赫西從自己寫作生涯的開端，就在探詢美國文化更深層麵的動機。這話說得不錯，但還可作點補充。從更廣闊的範圍內，我們會發現，赫西這時期及以後的寫作，還延伸到對人類根本處境的關注，即對處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相互溝通及不同文化達到融合的可能性的詢問。二戰期間駐外記者的經曆，雖說有點浮光掠影，但畢竟為他提供了機會，能廣泛接觸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的生活境遇。對此，他的作品既表現出同情或悲憫，也表現出敬畏，因為在因落後而倍加艱苦卓絕的條件下，人們仍在英勇地堅持正義的鬥爭。與此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在為著同一目標甚至並肩戰鬥的人們之間，一樣存在著隔膜或誤解。對這些情況，赫西懷著一種相當複雜的毋寧說是苦惱的心情。雖然同二戰後其他的作家如海勒、梅勒及索爾·貝婁相比，赫西寫作的目的性更明確，但並不能簡單化地說他屬於說教型的作家。
揚子江邊的孤石
十年以後，赫西第一部以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孤石》（1956），才第一次真正回應他在登陸艦上遇到的問題。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被稱為“洋鬼子”，是真正令其煩惱的事，因為他自以為是文明人來到不開化的地方，卻反而叫本地的野蠻人扣上了“野蠻人”的帽子（“鬼子”乃蠻夷之蕞爾者也），無論如何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從文化對抗的角度，從文化本位的中心主義著眼，那就一點兒也不難懂了。
《孤石》中，首次凝聚了赫西在天津的童年記憶和戰時與戰後在長江流域采訪的印象和心得。實際上，小說也是他對人類處境和交流的可能性的再度思考和藝術處理。他的藝術審視和得出的答案仍然含混朦朧。
小說描寫一位年輕的美國工程師為考察在長江三峽建設水壩的計劃，乘坐一條纖拉的古老平底船溯流而上。不同層麵的文化的差異在故事一開始就充分綻露出來。從美國來的年輕人誌得意滿、自命不凡，自以為比一路遇到的中國民眾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他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博覽群書，而周圍的中國人大字不識幾個，隻有口頭相傳的知識；他盯著腕上的金手表，計算著路程消耗的時間，而船主夫婦、廚師、纖夫頭和纖夫們根本意識不到時間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