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中國派往法國的勞工的營地的工作，對那裏由中國人吳初中（音譯，英文名Johnny Wu，曾留學耶魯大學，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開展的掃盲成果獲得了深刻印象，特裏達普對自上而下的“重力原則”產生了懷疑，並且對展示式的巡回講演也失去了興趣，但基督教青年會因其上佳效果要他堅持做下去。作為應對之策，特裏達普製定了一個麵向更廣泛的群眾宣講科學的五年計劃，還建議針對從西歐歸國的勞工在紡織業的非人的勞動條件增設一名工業書記。但他的計劃和建議不僅為基督教青年會總部否決，還遭到了其他西方傳教組織的指責，指責他反對上帝、同情從法國回來的勞工中的共產主義分子和支持中國人反對日本的抗議活動。在重重壓力之下，特裏達普不得不放棄了到勞工棚戶區宣講環境衛生的打算。的確，困惑和焦慮不單來自他和中國的現狀的接觸中——例如五四運動呼喚文藝複興，他在山西沿途看到的仍是餓莩遍野的慘景——也源自來到中國的西方文化本身的各種取向。正如他在給兄長保羅的信中說的：“來中國的有傳教士，胸襟開闊的和心胸狹窄的傳教士；聲譽卓著的唯物主義教育理論家（按指杜威）；才華橫溢、幽默而擅長譏刺的社會主義哲學家（按指羅素），帶著他貼身的女情人；還有我，和我無害的科學講座；然後還有信仰基督教的商人（他們比以往多了許多）；和奸商們，他們在監獄和中國之間選擇了後者；同樣還有英國鴉片製造商和美國煙草公司的家夥們，他們想把自己可敬的嗜好牢牢移植給中國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及外國政府的官員們（目前的駐北京公使代表了我們稱之為‘美國’的最好部分）；最後是美國的環球旅行家，他們時而好，時而壞，時而什麼也不是。他們就是影響今天中國的‘現代’西方人。那還有什麼奇怪呢？中國被搞糊塗了，或者連我也搞糊塗了……”
問題的複雜性正在於，不同文化的遭遇不是雙方各自以單一的整體進行的，每一方麵都包含著眾多的成分、因子、動機、傾向和層麵，它們和對方交流的方式和追求的結果、激起的反應或接受態度都不一致，即使每一文化內部各個成分和因子之間，也都有差異和矛盾。個別人或個別團體的意願不可能完全得到實現，良好的願望和卑劣的企圖均是如此。更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彼此會由於對方的消極成分而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包括本來應該認真吸收的積極成分。
早在1922年，特裏達普在北京大學就遭到過左派學生的反對，罵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間諜”，這對他是當頭一棒，所以感到十分委屈。他認為，即使是基督教青年會，也並不追求金錢和權力，它處處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如果這個詞指的是英、美兩國的商人們，反對領土擴張，反對因義和團起義或其他反傳教士的暴力而索取賠款，反對鴉片和炮艦……有意思的是，他和左派學生都宣稱“我們的目標是以科學精神研究一切事物”，但對科學精神的理解大相徑庭。特裏達普意識到自己“進人了以前從未見過的森林”，“有可能遇到虎群”。雖然來自左派學生的反對和抗議再次激發了他演講的熱情，但在內心深處加深了他在法國勞工營就已萌生的懷疑。他找“最智慧的中國朋友”林富成（此時已是北開大學校長）談心解憂，後者的一席話反而讓他擔心基督教青年會最終將失去這位忠實的成員。同樣遭到反基督教的學生們攻擊的林富成對他說——
我告訴你，大衛，我們需要一顆懺悔的心。這些年輕人或許責罵得並不對頭，但在他們的話語中有許多應該促使我們捫心自問的東西。一點不錯，我們基督徒沒有能把我們的聲音提高到足夠的程度，以對杭這個貧困國家的不公正。在我們“拯救人們”的急切心中，恰恰犯下了狂妄的罪過。為了張揚基督的神聖，基督徒經常無法正確評價其他人民的文明和文化。他們也不能賞識別人的個性。為什麼像陳獨秀這樣的人（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前不久還號召中國人學習耶穌基督的可敬精神）毫不猶豫地變成了當代基督神性和基督教的可怕敵人？他一度表現的對基督國際精神的敏銳的讚賞曾叫我們中許多人蒙羞。難道我們不曾自覺或不自覺地再度把耶穌打上了十字架？
應該說，林富成這位聰明人倒是悟出了問題的症結。但對特裏達普而言，繼續有一個漫長的思想困惑的曆程等待著他。中國的現代化有基於自身種種條件的動因，也有來自外在力量的各樣策動，在這一合力效應的過程中，以特裏達普為代表的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正派勢力，充其量隻可能發揮一個有限的曆史角色的作用。它無法左右事情的整個進程，至多隻能參與這個進程。而個別人或少數人美好的心願或理想，同難以逾越的巨大複雜環境之間的張力，恰好是所有悲劇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