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現“無根的一代”的文學作品中，也有的旅美華人作家試圖為他們重新找到失落的根。這是20世紀80年代祖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光明前景。與此有關的代表作品有陳若曦的中篇小說《向著太平洋彼岸》和長篇《遠見》、《二胡》等。《向著太平洋彼岸》與《遠見》是兩個頗相似的故事，連女主角的名字都帶了同一個字“貞”（以貞、淑貞）。作者在兩書中都設置了一個與大陸有關係的男主角，一個是下決心回大陸教書、為祖國四化建設作貢獻的法學教授喬健光，一個則是大陸在美的訪問學者應見湘。作者通過描寫這兩個人，表達了對新生的祖國的熱愛與思念。他們與兩個氣質相類的女主角之間都發生了那種屬於中年人的深沉、內斂的感情。《向著太平洋彼岸》的末尾，以貞對即將遠去的喬健光堅定地許諾，自己會回大陸看他；《遠見》的最後，淑貞為意料外的婚變所傷，決心毅然回轉美國，因為有應見湘在等待她。既然應見湘一定會回國，淑貞的最後結局也必定類似以貞。在這兩個類同的故事裏，陳若曦以她一貫寫實、冷靜的筆調時不時地觸到對於中國以及所代表的華夏傳統的認識。在《向著太平洋彼岸》中有一段，作者借以貞的台灣婆婆之口說：“台灣人住在美國，再不固守自己的風俗習慣，那麼和美國人又有什麼差別？”“……正因為在美國，更不能忘了台灣，忘了台灣，就是忘了根本，那就像一片浮葉，隨風飄蕩，不著邊不著岸的，算什麼呢？”而台灣本是中國的一部分，政治上導致的分離卻不會割裂傳統上的維係。雖然台灣在1949年後經曆了一番與大陸全然不同的曆史變遷，但中華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幾千年中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卻是共同的。傳統的承繼更迭雖然會受到政經製度等外在影響，卻自有它不可言說的強韌性。因而，台灣人也好，大陸人也好，都是“中國人”——而中國人隻要堅持自己的傳統，就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根。
新的地平線
在尋找海外中國人的文化之根的過程中，有的旅美華人作家表現出更開闊的眼界，並不局限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承襲，也提出了向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學習的問題。陳若曦借著《向著太平洋彼岸》中的喬健光，提出要向猶太民族取經，因為“他們（猶太人）的團結最值得我們學習，海外華人一直是散沙一盤”。更年輕的旅美華人作家張係國似乎為了響應這個說法，專門寫了個中篇《割禮》，以猶太民族的古老的宗教性習俗“割禮”，象征這一民族維護其文化習俗的強韌性及其生命力的生生不息。但小說的內容主要描寫留美的兩代知識分子。以宋大端為代表的老一輩知識分子，當年懷著讀書報國的宏誌赴美留學，但幾十年過去，美好的理想已被現實生活消磨殆盡。麵對猶太民族如此堅定地捍衛自己傳統的習俗，麵對他的學生一輩人掀起的轟轟烈烈的“保衛釣魚島運動”，他雖然也有隱隱的觸動，但終於置身於這一切之外，依然坐擁書城，相信“隻有書本中冷凝的歡愉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是虛空！都是虛空！都是虛空！”更有甚者，他用“年輕人搞運動小心為人利用”的借口，及獎學金、學術成果等為誘餌，收服了自己的學生林友庚。林友庚原來是此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連著幾個星期在為“保釣運動”而忙碌，“貼海報，印通訊，組織宣傳隊，到別的學校聯絡，說服同學們參加遊行，找教授們簽名支持……這場運動改變了他和與他一樣的年輕人”，“一處又一處，美國各地方的中國留學生都成立了保衛釣魚島委員會，一處又一處，同學們寫下堅決的誓言：‘保衛釣魚島！抵抗日本新侵略！”’然而，他的這種熱情卻被宋大端又是勸誡又是誘惑又是威脅的話打散了。雖然他看著自己的老師，“眼裏露著怨毒之色”，最終還是屈服了。
小說將猶太民族與中國兩代華人對待自己國家、民族和傳統的態度作了鮮明對比，諷刺了像宋大端這樣曾把“讀書報國”掛在嘴上，遇到實際鬥爭卻畏縮動搖，自己隨波逐流不思奮起，還要拖年輕人後腿的白麵書生，也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本質上的軟弱表示惋惜。作者以實際例子證明，學習同為受壓迫這的兄弟民族的長處實在非常必要。
同時，陳若曦通過自己的作品也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華人在美國的各行各業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做生意、做學間、納稅，但從不管政治，尤其是從不熱心參加美國的政治；結果，“在國會和地方政府缺乏代言人，使華人喪失了許多權益，至今還受人歧視”。為此，在美華人必須在觀念和行動上都要有更進一步的轉變了。比起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初“留學生文學”中彷徨無助的牟天磊及傅家兒女們，《向著太平洋彼岸》中以貞的哥哥德明，一個在美成功的華人企業家和同他相似的人，顯然更有自信心，也更意氣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