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西宮”主要描寫敘說者的姨媽月蘭的不幸遭遇。月蘭生活在香港。她丈夫30年前就離家來到了美國，之後一直靠書信來往保持聯係，也時常寄錢回家供養妻子生活。在母親英蘭的安排下，月蘭萬裏尋夫，來到太平洋彼岸。但丈夫早已與美國太太結婚生子，月蘭得知事實真相後，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最後慘死他鄉。作者刻畫的是由移民和不同的婚戀觀，給家庭生活造成的損害和個人心靈帶來的毀滅性災難。
《女鬥士》的最後一部分“胡茄頌”，寫的是敘述者回憶的從幼兒園到成人的成長過程，顯然有作者湯亭亭自己的體驗在裏頭。“幼兒園的三年我沉默到了極點，我畫的畫全是黑色的。”但她的美國老師說得對，喜歡黑色並不表示她精神上有問題。“我在畫一個舞台幕布，黑色正是帷幕升起前的景觀。接下來的是燦爛的陽光和精彩的節目。”全書以蔡淡和番作為結尾，以曆史上漢、番的和好，來標誌中外不同文化和睦相處的前景，其中寄寓著作者希望不久的將來中美兩國能和平共處，兩種文化能相互溝通和交融的美好心願。
書中的“母一女”關係是複雜的、動態的。女兒既從母親那裏接受祖族的優秀傳統，感受上一代人的辛酸和血汗，汲取積極向上的動力，同時也以另一種眼光打量著古舊的事物，體會到和自己心胸的格格不入，不由自主地采取了逆反甚或拒斥的態度。母女之間既枝葉相連，血脈相通，又有各自存活的土壤和空間，充滿了張力。像姑媽的故事，母親是作為沉痛的前車之鑒來教育女兒的，希望她能悟守中華民族古老的婦道，在婚姻和愛情問題上循規蹈矩，不要像美國的少女那樣放任自由，而且再三叮囑女兒不要對外人講，以免敗壞了家庭的聲譽。但在女兒看來，姑媽的作為可敬可佩，姑媽的遭遇可悲可憫，以死抗爭正是對扼殺人性的封建倫理的最有力的抗議，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所以她偏偏告訴了別人，要讓大家都知道，完全違背了母親的初衷。
即使在以個人的努力和奉獻博得大家尊敬的母親本人身上，女兒同樣以自己的目光發現了不少問題。母親是學過醫學的，按理說思想應該比較先進，然而受傳統文化的深重影響，仍保留著迷信的陋習。例如藥店的小夥計把別人服用的藥錯送上門了，母親就認為不吉利，是咒她的家人生病遭災，於是逼著小女兒向藥店老板討要糖果，因為要來糖果就能逢凶化吉了。小女兒覺得母親沒道理，無奈又不得不聽從母親的喝令。藥店老板見華人小女孩吞吞吐吐的樣子可愛，就給了糖果。母親反而感到道理都在自己這邊。兩代人的隔閡雖然是通過揶揄的筆調寫出來的，所揭示的東西卻是發人深省的。
《女鬥士》這部作品實際上反映的就是處在雙重文化影響下的“香蕉人”的境況。他們從小在家庭和社會兩種不同背景中長大，時時刻刻感受到雙方的拉鋸和突兀。某種程度上，社會的影響（那代表著白種人和現實中的美國）要大於家庭的影響（那代表著黃種人和記憶裏的中國），隻要走出家門，就會強烈感覺到這一點。但一旦回到自己的家裏，又始終驅趕不走在住宅的每一角落都影影綽綽地能有形無形地感覺到的祖宗先靈們。這些先靈的鬼魂們使他們既不習慣也不舒服，但又揮之不去。結果他們隻有設法在二者之間進行調和。特殊的文化和種族上的雙重身份提供了理解和溝通兩種文化的有利條件，也孕育了讓東西方兩種文化從衝突、撞擊走向交融、彙通的良好願望，但這願望能否真正實現，仍有待於時間的證實。
女鬥士的群像
《女鬥士》書中每個故事都由女性充當主人公。Warrior這個詞在英語中是專屬男性的，湯亭亭特意給它加上個定語，卻並非出自一時的興之所至，而是憑借著華語文化上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書中作為中心人物來刻畫的女劍客、現代的“花木蘭”。作者從母親那裏聽到的“花木蘭替父從軍”這個民間故事，在中國原是家喻戶曉的。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征戰疆場12載。她奮勇殺敵、戰功顯赫。戰爭結束後她不愛榮華富貴、高官厚祿，脫去戰袍，回到故裏，換上女裝，孝敬父母。她的勇敢、機智，不愛榮祿、獨愛和平的高尚情操受到了世人們的尊敬和愛戴，成為世世代代傳頌的佳話，也在湯亭亭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立誌要像花木蘭那樣，長大做一名女英雄，而不是像母親說的，女人天生就是奴役般做人妻。書中，花木蘭為另一個全新的人物形象—— 女劍客所代替。她在戰爭後匡扶正義、替天行道的事跡明顯超出了花木蘭傳說的內容，而這正是作者的意圖所在。她並不想要她們之間完全吻合，而是表現新一代的女性英雄如何衝破傳統的束縛。這其實也是湯亭亭成長過程的一個側麵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