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是典型的撕裂的國家（亨廷頓，1996年），因為在過去的近200年當中它不是一次而是至少三次同它原有的社會、經濟、文化根基相決裂，經曆了三個關鍵的動蕩而漫長的曆史階段。第一個階段起始於18世紀之初，當時彼得大帝開始了俄羅斯的西方化進程，並降低了對其在亞洲的影響的重視程度。他擊敗了瑞典這個首要的敵人，他建立了俄羅斯海軍，以便促進這個廣袤的內陸國家的貿易。他在沼澤地上建起了聖彼得堡（後來曾稱之為列寧格勒），以便從陸地上把俄羅斯同西方連接起來。不論如何，這些傑出的俄羅斯人不管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都一再強調他們是由他們的斯拉夫傳統和斯拉夫民族特性構成的例外民族，他們所描繪的俄羅斯既不屬於亞洲也不屬於歐洲（請參閱《經濟學家》1996年6月15日“俄羅斯的例外論”）。
在1917年開始的第二個曆史階段，俄國人脫離了沙皇的統治，進入了共產主義製度，其結果在社會、經濟、政治諸方麵都是災難性的。數百萬人被投入監獄並喪生其中；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的士兵和平民比其他所有國家加在一起還多；二戰後俄國的經濟變得極其孱弱，因為俄國政府把自己的大部分資源都投入到軍備和核武器之中；俄羅斯價值連城的東正教教堂遭到摧毀，宗教儀式被禁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二戰後，西方報界傾向於把俄羅斯描繪成為充滿經濟活力的國家，然而這種形象部分地是建立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建立起來的鐵幕之上的。當時，是很難獲得鐵幕另一麵的準確信息的。因此，直到蘇聯正式解體的前幾年，西方對於俄羅斯生活的許多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在蘇聯解體前的那幾年，前總統戈爾巴喬夫領導了一場邁向西方資本主義的運動，兩個新的詞彙也隨之進入了英語的語言當中，這就是glasnost和perestroika，意即公開性和改革。
該國曆史中動蕩的第三個階段始於1992年，在該階段的起始時期，曾充滿了樂觀精神和希望。當時人們據說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進行了經濟改革，但卻遭到悲劇般的失敗。例如，為了使俄羅斯人變成資本家，俄國政府實施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私有化試驗，對原有至少6000個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製私有化改造（而上世紀整個80年代，全世界實施私有化改造的企業也不過才有大約8000個），並把這些私有化企業的股份按人頭分發給俄羅斯公民，每人一小份。但是，部分是由於技術的陳舊老化，這些企業的大多數都未能適應早期資本主義的劇烈競爭而遭到失敗，公民手中的股份也大都變得一文不值。與此同時，一小撮企業家卻借機實現了對俄羅斯最有利可圖的企業的控製，而且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往往是成問題的。在此情形下，腐敗、犯罪猖獗一時。90年代前期到俄羅斯尋求商機的有些美國商人對俄羅斯出現的公開索賄的現象感到震驚。一位美國經理回憶說，在一次生意場的晚宴上，有好幾個人都公開向他行賄。現在，俄羅斯的商人和他們的營生都有私人保鏢來保護，因為他們再也無法依靠正常的法製與秩序。據許多方麵估計，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往來至少有40％要靠易貨貿易，俄羅斯的銀行係統也已於1999年崩潰。
目前，人們正在就俄羅斯第三階段的實際情況展開辯論，並同前兩個階段進行比較。可以肯定。這場辯論很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位名叫斯特芬·申菲爾德的經濟學家提供的數據表明，從1992年到1997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45％，至少40％的俄羅斯居民陷於嚴重的貧困之中並因此而遭受長期的營養不良之苦，俄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到一個世紀以前的水平（科雷茨，1998年）。但另一方麵，《經濟學家》雜誌卻在它1992年至1995年發表的有關俄羅斯的文章和兩篇重要的綜述中對俄羅斯進行了樂觀得多的描繪（見帕克，1992年；考利，1995年）。在1995年的綜述中，A．考利認為，在俄羅斯的曆史中，市場的力量第一次比國家更為強大。但最近，《經濟學家》雜誌已變得比較悲觀，在1999年12月18日那一期的封麵上，該雜誌描繪的是一個“淒涼而鮮血淋漓的俄羅斯”，並報道了俄羅斯深陷其中的車臣內戰。在論及這一問題的社論中，這家有影響的雜誌這樣寫到：“什麼樣的國家能夠在不對深陷其中的極其殘酷的內戰進行辯論的情況下舉行大選呢？答案自然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一個獨一無二的奇怪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