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到了近代時也有純同鄉性質的會館，後稱之為鄉會。而純同行業性質的會館，又改名為同業公會，如上海米行業的“仁穀公所”。其宗旨為防範異鄉人或其行業之外的人欺淩，並為同鄉同行業內部的狹隘的利益服務。但是，其業務為組織內部有權者所把持著。
會館
明清時老北京城不斷出現會館，與當時盛行科舉製度以及當時京城商品經濟的繁榮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早在宋元時期，其民間就已經有“狀元店”是專門接待舉子的客店。到了明清時代，就有一些民戶出租單間客房，供方便來京進行科考的舉人們食宿，稱作為“狀元吉寓”，但是這些狀元吉寓租金昂貴，貧寒的舉子們是租不起的。當時還有一批從全國各地來北京做買賣的人，出售他們帶來的書籍、文具、紙張等商品，來京城經商的這些人，雖然與舉子們相比較富有，但是仍難以承擔昂貴的租吉寓的租金。這樣，由於上述這兩方麵的原因，就促使舉子和商人們，希望來到京城後能夠有個落腳的地方。再加上不論舉子還是商人皆有鄉土觀念，希望憑借鄉誼的關係，彼此間能夠相互照應。漸漸就出現了全國各地的省府、縣府紛紛到京城建立會館。再加上康熙、乾隆年間，《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類圖書問世，隨之來京修書的文人也日益增多。這也促進了會館在京城的發展。據徐珂撰寫的清代的一本非官方史料《清稗類抄》裏說：“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京城會館發展速度相當快。到民國時期，有直隸十二所，山東八所，山西三十五所，河南十三所，江蘇二十六所，安徽三十四所，江西六十五所，浙江三十四所，福建二十三所，湖北二十四所，湖南十八所，陝甘二十六所，四川十四所，廣東三十二所，廣西七所，雲南九所，貴州七所，商人會館八所，共三百九十五所。
北京會館之所以會發展的這樣快，除了上麵所說原因外，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會館差不多是由全國各地方的官吏發起，聯絡在朝的文武官員和在京城的地方士紳以及商號們，共同捐款集資建造而成。
例如：嘉靖年間的歙縣會館，就是在明世宗朱厚熄皇帝當政期間，由楊忠、許標各出金銀若幹，在京城菜市中街修建起會館來，名曰為“歙縣會館”。湖廣會館是在清仁宗嘉慶皇帝當政期間，由長沙劉雲房相國，黃岡李秉和少宰創議公建於京城虎坊橋的。
當然，也有的是買了原有建築加以整修而成為會館的。如湖南會館，就是清光緒皇帝當政期間，光緒十三年（1887年）購得爛縵胡同中間路西朱氏所管房屋一所而建成的會館。
再例如，京城的安徽會館是清穆宗同治皇帝當政期問，同治八年（1869年）由合肥人李鴻章兄弟倡議，淮軍諸將和儀，購買得孫園李氏故宅一所，其中一部分是明末清初史學家孫承澤的別墅，廓而新之而成為會館的。其特征亦很突出：築堂建閣並有戲台一座，共用去白金二萬八千餘兩。
老會館曾經還居住過一大批曆史名人。例如：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和翻譯家，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魯迅先生於民國初年，曾在紹興會館居住了七年，並且在紹興會館撰寫出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一批名作。清代愛國政治家、思想家、詩人林則徐，1813年來北京時，曾經在蒲陽會館居住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和康廣仁，則曾經居住在南海會館。譚嗣同曾經居住在濟陽會館。梁啟超在新會會館居住過。民國元年孫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的時候，曾經到過香山會館、奧東新館等。清初詩人施愚山的故居在宣城會館。近代著名詩人和思想家襲自珍的故居，遂成為番禺會館。還有就是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曾經住過湖南會館。當然，還有別的例子，這裏就不一一例舉了。
北京會館的例舉
蒲陽會館北京宣武區賈家胡同31號院。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小四合院。
我國傑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則徐，嘉慶十六年（1811年）春天，中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開始躋身官場。嘉慶十八年（1813年），他攜帶著妻子鄭淑卿來到京城（亦稱“京師”）就任，曾經居住在“蒲陽會館”。
當時的林則徐在北京是一個政治地位並不高的小京官，微薄的俸祿追使他還需要舞文弄墨來貼補生活，所以他常給人起草繕書折子，做應酬文章。除此之外，林則徐還為籌建福新館想方設法籌集資金。
中山會館在今日北京宣武區：珠朝街5號。
這座中山會館，據相傳，原為明代反麵人物權臣嚴嵩的花園別墅。
權臣嚴嵩的花園別墅，不僅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且亦相當講究。其房屋結構分前、中、後三個大院落。並且三個大院又被許多小跨院環抱著，大門內是座木影壁，繞過去，便是大客廳；其客廳的四周，則亦有回廓環繞。除此之外，還有“魁星樓”，據傳說，其“魁星”是專司人間考試的星宿；除了有“魁星樓”，還有戲台、假山、亭榭、水池、小石橋、什錦窗院牆等等。
院內的綠化也是相當講究。種植有：藤蘿、桃樹、柳樹、梅樹、牡丹等花木；假山上滿植爬山虎；環境十分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