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平崛起”
2004年，針對眾多對“和平崛起”概念的不同看法，筆者做了進一步分析，指出了“和平崛起”概念的政策意義和戰略意義。“和平”與“崛起”兩者缺一不可，“中國威脅”並不會因“和平崛起”的提出而放大。
“和平崛起”的命題提出之後，國內學界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看法。筆者希望從“和平崛起”的學術分歧、政策意義以及策略三個方麵分析一下“和平崛起”提出後的客觀效果。
關於“和平崛起”的學術分歧
有關“和平崛起”的學術分歧，我認為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麵。一是“和平崛起”的定義，二是實現“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三是“崛起”與“發展”的區別。
目前學術界對“和平崛起”的理解出現了分歧，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是將“和平崛起”定義為目的，即“崛起”與“和平”都是目的，兩者要同時實現。認為中國追求的是一種與他國不同的崛起。第二種是將“和平”理解為手段，將“崛起”理解為目的。認為中國爭取“和平”不過是為了實現“崛起”的目的。第三種則反過來，將“和平”說成是目的，將“崛起”視為手段，認為中國崛起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由於學術界對於“和平崛起”沒有一個共同的定義，就使得現在的學術爭論變成各說各話，無助於加深我們對“和平崛起”的理解。依據第一種理解，當“和平”與“崛起”不可兼得時，任何一個單獨的內容都不是中國的政策目標，因此兩者都應放棄。依據第二種理解，當“和平”不能實現“崛起”時，就應放棄和平選擇非和平方式實現崛起。以第三種理解為據，當世界上存在和平或者中國崛起不利於和平時，就應放棄崛起。筆者認為，要使有關學術討論有意義，首先應在定義上達成共識。
“和平崛起”是有條件的，主要有三點：第一，中國有能力讓別人接受中國和平崛起；第二，中國無需借助於戰爭就能實現崛起；第三，在崛起的過程中無需用戰爭來維持生存。隻有這三條都能夠得到滿足，和平崛起的條件才是充分的。
“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義為不使用武力，而應定義為沒有戰爭。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軍事暴力行為的安全狀態”，“和平崛起”就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戰爭，絕大多數非戰非和狀態就都屬於和平範疇，小規模的軍事行為也包含在這一範疇之內。因此，用小規模軍事行動維護利益或是解決衝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
還要區別“崛起”與“發展”的性質。有人建議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這實際上是未區分“崛起”與“發展”的不同。“和平崛起”比“和平發展”更利於指導中國的外交和維護中國的總體利益。“發展”指絕對量的擴大，是自我提高。而“崛起”是個相對量的概念，指與他國差距的縮小。同期他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增加到1萬美元，也不能否定中國增加到1001美元就是發展了。但是這種發展的結果將是中國與他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滿足於自我進步，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非常危險的。
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意義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正麵的政策意義，它結束了中國自1990年開始的“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1989年以後，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策略，使中國有效地擺脫了國際孤立。但1994年之後，這一策略維護國家利益的效力越來越低，中國威脅論日益泛濫。
其實和“韜光養晦”同時提出的，還有“有所作為”。筆者以為，依據今天中國麵臨的環境，將“有所作為”的目標具體化，就是“和平崛起”。那麼，“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意義是什麼呢？第一，從強調“美國為重中之重”轉變為“周邊為外交重點”。以美國為重中之重，其結果必然是所有的對外政策都服從於改善中美關係。為了維護中美關係，隻好犧牲其他方麵的利益。為了盡快擺脫1994年前受到國際孤立的狀態，這一策略是有合理性的，但此後隨著中國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恢複了正常關係，這一策略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考慮。而“和平崛起”可以引導中國外交突出周邊，推動區域化，注重與歐洲合作，有助於外交政策的平衡。
第二，中國外交政策將從“融入國際社會”轉向“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當目標是融入國際社會時，就得按照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提出的要求來調整中國的外交政策。2000年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標誌著融入國際社會的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現在麵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加入國際組織了，而是如何在這些組織中擴大中國的發言權，即製定國際規則的權力，就是“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平崛起”恰恰就是要求中國外交更主動地提高中國的影響力。
第三，外交要服務於國家的綜合性利益，而不能僅僅服務於經濟利益。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原則曾一度使得中國將經濟利益視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於是出現了為經濟利益而放棄安全利益的現象，經濟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主導了中國政策。國家利益是綜合性的，片麵強調哪一方麵都不利於整體國家利益。“和平崛起”的提出，有利於維持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之間的平衡。溫家寶總理2003年訪美前提出“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家統一”。這表明中國政府深知，國家要先有安全，然後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大局也要服從於國家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台辦發表了以遏製“台獨”為緊迫任務的“5·17聲明”，為軍事打擊“台獨”奠定了基礎。《人民日報》近來批評讓“台獨”分子在大陸賺錢，然後用這些錢幫助搞“台獨”的做法。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和平崛起”的政策意義。
“和平崛起”在許多方麵都比“和平發展”有著更為積極的意義。它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目標，使政府不能滿足於隻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國人民的利益不僅是物質上的，也有精神方麵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實現民族複興。提出“和平崛起”就是實現民族複興的具體體現。一個政府如果隻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能提高人民的國際地位，那麼這個政府是不合格的，因為它沒能滿足人民的兩個最基本需求中的精神需求——國際尊重。中國人需要在國際上享有與所有國家（包括最強大的國家）同等的尊重。
和平崛起的策略
有關和平崛起的策略，有兩個基本方麵，一是崛起策略，二是和平策略。崛起更多是內部政策的問題，而和平則是對外政策的問題。這裏將主要討論對外政策問題。
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就得加強國防。當國防力量強大到足以使別人不敢用戰爭來遏製中國崛起時，和平崛起就有安全保障。大陸需要學會用軍事手段遏製“台獨”，使台灣當局無法獨立。中國和平崛起的策略還需要包括加快國內的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對“崛起”是非常重要的；對“和平”而言，政治體製改革也是重要的。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有助於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爭取更多盟友。而盟友越多，國際支持度越高，超級大國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的決心也越小。因此，為了使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中國也需要政治體製改革。
關於用“和平崛起”的口號消除中國威脅論，提比不提要好。90年代的曆史已經證明，實行韜光養晦，不提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照樣泛濫。然而，如果從“和平崛起”提出後所產生的客觀效果進行評價，這一口號卻產生了很多積極效果。中國表示要崛起，意味著它有信心讓經濟實力超過其他國家，很多國家就想搭中國這趟經濟快車，東盟就相信中國的市場可以提供經濟機會，所以會主動與中國改善關係。“和平崛起”的政策提出來之後，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並沒因此而增加，相反，國際社會普遍接受這一提法。
“和平崛起”還有一個政策意義，就是表明中國外交將隨環境變化而采取新的政策。“和平崛起”的提出，表明中國政府準備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采取更透明的對外政策，更注重與周邊國家及歐洲國家的關係。這可以減少別人的顧慮，減少國際社會認為中國在搞陰謀詭計從而防範中國的心理，因為人們隻因他國的政策目標不明確而感到威脅。因此，“和平崛起”的口號中，“和平”兩字可能起不到消除中國威脅論的作用，但“崛起”二字卻有利於消除這個論調。
堅持“和平崛起”的提法，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夙願。
中國全麵崛起的群體擔當
本文是筆者於2008年接受《人民論壇》記者采訪的實錄。
當“鳥巢一代”成為社會主導者後，
社會將更加關注公平、公正、正義與和諧記者：社會上曾經對“80後”、“90後”出生的“鳥巢一代”有過很多負麵的聲音和質疑的目光，您是如何評價“鳥巢一代”的？“鳥巢一代”與他們父母一代最大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閻學通：其實，對於“鳥巢一代”，社會上所說的那些弱點更多的都是性格上的弱點。他們有一個優點人們沒有看到，即他們看重人的價值。“鳥巢一代”的父輩們，他們把人的生活方向、社會發展方向，定位為以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為最高目標。而“鳥巢一代”他們將更看重物質之外的人的價值，就是所謂價值觀層麵的東西。
當“鳥巢一代”主導政權的時候，他們能夠平衡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國家尊嚴之間的關係，而不會以增加物質財富作為國家的最高目標。這將是“鳥巢一代”帶給國家的最主要變化，這一變化恰恰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缺乏的東西。我認為，當“鳥巢一代”主導政權的時候，他們會把國家尊嚴放在至少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有可能把國家尊嚴置於經濟建設之上。在相對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鳥巢一代”會認為，人的尊嚴是人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東西，人的生命意義是由人的尊嚴和人的社會貢獻決定的，而不是由物質財富的多寡決定的。
通過奧運會，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追求國際尊重的迫切心理。一個國家是否受國際社會的尊重，不是由其說什麼決定的，而是由其做什麼決定的，特別是由其成功決定的。奧運會體現了中國的財富，但是這種財富還沒給中國人帶來相等的國際尊重。所以，中國政府提出了要建設和諧社會。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才能使中國從一個外國人想來旅遊的國家變成一個外國人想來居住的國家。簡要地說，就是要全世界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好國家而不是個壞國家，中國是個值得效仿和學習的國家而不是要防範的國家。
記者：“鳥巢一代”成為社會主導者後，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期待？
閻學通：公平、公正、正義與和諧將是“鳥巢一代”更加關注的問題。當“鳥巢一代”成為社會中堅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強調社會的公平、公正、正義與和諧。
當“鳥巢一代”執政時，他們會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我們現在很難預測。但我相信他們建設的製度，肯定會在現代的民主、公平和正義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至於會是什麼具體形式，現在很難說。在50年代，杜勒斯預測，共產黨的第四代將不會再搞50年代的那一套。現在曆史證明，杜勒斯預測對了。中國共產黨今天所做的一切，已經不是50年代那一套了。一句話，隨著老一代的離去，年輕一代的出現，世界將是由年輕一代來決定的。未來的中國不是由老一代人的思想、認識和設定的製度來決定的。我相信，新生代建立起來的製度會比美國的還要好、還要民主、還要公正。他們的思想觀念，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製定的製度能約束得了的。
記者：在“鳥巢一代”身上，能否完成中華民族的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閻學通：我不認為現在可以判斷21世紀哪個國家能占有世界中心位置。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在15年內不可能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領導國。也就是說，“鳥巢一代”的父母們，是沒有能力讓中國取代美國來成為世界領導國的。21世紀的中國能開創多大的國際格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獨生子女這一代他們在做什麼。隻能說，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做得會更好。我並不排除“鳥巢一代”有能力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導國的可能性。一個大國的崛起，或者說是一個世界領導國的崛起，從理論上講，在一代人之內是可以完成的。從1945到1968年，短短23年，蘇聯人把一個戰後廢墟上一貧如洗的國家建設成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也就是說，每一代人都有機會利用他們執政的30年，使國家崛起為世界領導國。與此同時，也必然有的國家可以在30年內失去其世界領導地位。“鳥巢一代”完全有可能在他們執政的30年完成中華民族的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鳥巢一代”所製定的國家人才政策記者：針對“鳥巢一代”的成長道路，您有何建議？中國的真正崛起取決於哪些關鍵因素？
閻學通：如果要給這一代人提建議的話，就是這一代人要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建設國家。如果說，這一代人沒有自己的主見，完全是在上一代人的建議、引導下生活和決策的話，那麼他們就不會比上一代人更英明。隻有具備獨立思考、判斷、決策的能力，他們才能夠讓中國盡快地實現民族崛起。如果他們成年之後還是在別人的建議、指導、規定下來發展和成長，他們是沒有能力把國家建設成超級大國，實現民族複興的。
21世紀與20世紀最重大的區別，是技術上帶來的變化。21世紀，知識方麵的爭奪會變得更加激烈。也就是說，在人才上的爭奪會變得更加激烈。那麼，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這一代能否完成中華民族崛起，實現中華民族複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製定的國家人才政策。如果他們仍然把人才理解為是科技人才而不是政治人才，采取拒絕外國優秀人才在中國擔當大學校長一類工作的政策，他們這一代要實現中國崛起的目標將是非常困難的。
自春秋戰國以來，任何時期的一個超級大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吸引了大量的世界級水平的人才，而不僅僅是靠自己本國人才的培養。管子曾經說過：“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例如，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用一切政策將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國。也就是說，“鳥巢一代”能否加快中國崛起速度，就看他們的人才政策能否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了。人才政策是決定我們能否在最短時間實現民族複興的根本。世界曆史上，一代人使國家強大的曆史是有過的，因此我認為，你們把“鳥巢一代”劃分成一個群體來看中國的未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國家最崇高目標不是致富
在我國，“致富光榮”這一口號已經成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絕大多數的人認為，國家的最崇高目標就是致富，國家製定的戰略、策略、政策都應以增加財富為指導原則。因此，當金融危機對我國外彙儲備構成貶值威脅時，許多人將外彙保值增值作為應對這一威脅的根本目標。如何有效發揮外彙作用的爭論，實際上反映的分歧是人們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不同認識。認為國家與企業有本質區別者，將強大視為國家的目標，於是強調將外彙應用於提高國家能力；而認為國家與企業性質相同者，則將富有視為國家的目標，於是強調將外彙應用於增加國家財富，即建議外彙政策要增值保值。筆者認為，隻有以增強能力為國家目標，我國才有可能實現民族複興，而以增加財富為目標，我國則無望實現民族複興。
國家財富決定不了國家能力
目前這場金融危機使我們看到了一些“錢不是萬能的”現象，即一些富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能力還不如窮國。2008年4月，日本的外彙儲備為1萬億美元，是印度0。31萬億美元的三倍。然而，自2008年9月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之後，日本在應對金融危機影響方麵取得的成效遠不如印度。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的GDP負增長了3。2%，而印度同期卻實現了6%以上的增長。印度甚至提出在2009年經濟增長速度超越中國的目標。美元是國際基礎貨幣，可美國在應對這場危機時所取得的成績卻不如中國。美國第四季度的GDP負增長6。2%，而中國則正增長了6。8%。無論經濟增長速度受多少複雜因素的影響，上述現象都表明財富的多寡並不能決定國家能力的大小。
從全球範圍進行橫向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財富多的國家其能力可能弱於財富少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15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日本、德國、中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羅斯、印度、韓國、墨西哥、澳大利亞。俄羅斯的經濟財富比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都少，但是，2008年俄羅斯進行的俄格戰爭所顯示出來的那種戰爭能力水平，卻是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都不具備的。加拿大和巴西的排名都在印度之前，然而人們的常識是，2008年的印度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遠大於這兩個國家。
財富之所以不決定能力，是因為財富並不能按人們的意願轉化為能力。財富不能轉化為能力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這原本是人們的生活常識。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富商無法用金錢將自己低智商孩子的學習能力提高到和窮人高智商孩子相同的水平。這就是為什麼清華和北大每年錄取的學生中都有很多窮人家的孩子，學校需要給這些生活困難的孩子提供生活補助。然而，由於“致富光榮”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人的信仰，許多人誤以為國家錢多了就有能力了。這也是為什麼，在金融危機使我國外彙儲備貶值時，很多人想到的是如何保值增值，而沒有想如何用這些外彙儲備提高國家能力，甚至沒有想到應借機用外彙儲備提高我國的國際金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