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材，以製度為根本，待成功之後才顯出效果。這種方法先苦後甜，嚴厲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在未顯達時，他被眾人猜忌。施行之後，上下之人又畏懼他。功績在於能建立法製，安邦定國；弊害在於易被奸邪小人仇視。作為治國之材，因有弊端而不經常征用，並且功勞大卻不得善終。
曆史上倡導法製的人，都因為急於想做出成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或其他力量的阻擋，要麼事功未成，要麼結局悲慘。
商鞅變法使秦國富強，名垂後世，但也因為急功近利，得罪權貴，招致悲慘的結局。商鞅完成學業以後，先到魏國，後因不被重用而去秦國。先勸秦孝公行帝道，不聽。再勸行王道，又不聽。為了自身前途，商鞅勸秦孝公行霸道強術，秦孝公大悅，聽著聽著，身體都向前傾斜到商鞅麵前了，說：“帝道王道要數十年，而我要的是迅速名揚天下。”於是，商鞅開始變法。他在秦國做了十年丞相，秦國也日漸強大起來，但秦國的宗室權貴多怨恨商鞅。
趙良趁機勸商鞅說：“您做到丞相這麼大的官，是靠德行呢，還是強力和法製？《尚書》上講：‘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靠的就是‘力’啊。沒有兵車甲士前護後擁，您不敢出門。這是危若朝露之相，還想延年益壽麼？如能知時而退，並請秦王告知天下行仁道，尊老愛幼，崇尚德行，還仁政於百姓，您則隱居起來，這樣才能安享太平。如仍貪慕富貴，一旦有變，天下有您立足之地嗎？”商鞅不聽。
當初剛定新法時，太子犯法，因不能責罰太子，商鞅就處罰了太傅與太師。秦孝公死後，太子即位，太傅與太師等告商鞅要造反，商鞅連夜逃命到關下。尋找住處時，房東告訴他，商鞅令，留客人必須驗身，否則主人連同遭罪。商鞅長歎一聲：“我定的法律原來有這麼多弊病！”
商鞅後來被處以車裂之刑，全族被滅。
法令強調堵塞禁絕，道德教化重在疏引開導。如果商鞅能情理、製度並重，把握好“情有可原，法不可恕”的分寸，以富國強民為根本，同時兼顧風俗教化的引導作用，懂得“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嚴厲與寬容兼顧，不僅能避免日後的大禍，還有可能成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但他一味強調法規的禁絕堵塞作用，忽視客觀因素，急功近利，遭人忌恨。因為變革帶來的陡然變化，打破了人們的慣性心理和生活，必然會引起強烈的反對。利益受到衝擊的權貴們，則會耐心等待機會，等時機一到便利用手中權力反戈一擊。商鞅的下場便也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