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孟子及其思想的曆史命運
在百家爭鳴進入高潮的戰國中期，孟子以孔子的捍衛者自任。他力拒楊朱學派和墨子學派的異端邪說，攻擊法家的耕戰政策和農家的君臣並耕主張，言必稱唐虞三代之德，著必述仲尼之意，忠實地繼承、堅持和發展了儒家學說。並且，他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上說下教，到處宣揚其思想主張，作為顯赫於百家論壇的儒學大師和德高望重的君子楷模，他受到了眾多諸侯國君的禮遇厚待，齊宣王甚至打算在都邑給孟子一所府宅，用一萬鍾祿米供養他的學生，以便大夫們和國人們將他作為學習的榜樣。
孟子學派在戰國時代已然成為顯學，《韓非子·顯學》篇中就講到孟氏之儒為儒門八派之一。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寫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隻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
荀子這段明顯帶有偏見的非難從反麵說明孟子學派已被當時的“世俗之人”認作是孔學正統而傳習。
但是，那是一個戰火頻仍、列國紛爭的時代，“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史記·孟荀列傳》）。迫在眉睫的兼並戰爭是關係到各諸侯國生死存亡的當務之急。“秦用商君，富國強兵，魏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諸侯東麵朝齊”（《史記·孟荀列傳》）。孟子那一套“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第一章），欲以仁政王道，道德教化的力量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主張顯然不符合形勢的需要，“與所如者不合”，“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荀列傳》）。不能得到諸侯重用的孟子在失望之餘，“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荀列傳》）。孟子其人已歿，但其思想流傳了下來，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秦王嬴政統一中國後，仍迷信暴力，崇拜法術，定法家思想於一尊，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以高壓手段強迫民眾就範，而對道德教化不感興趣。這一時期的孟子學派蒙受了沉重的打擊。趙岐《孟子題辭》中說：“秦始皇焚滅經術，坑殺儒生”，“孟子徒黨盡矣。”不過，由於秦時《孟子》隻算是諸子著述之一，尚未被認定為儒學經典，這才使《孟子》幸免於被焚。《孟子》沒有今古文之別，正是這個原因。
隨著曆史的發展，統治者們逐漸認識到孟子重義輕利的思想可以麻痹民眾，掩蓋剝削；尊卑有序的倫理學說可以維護社會關係；以道德感化爭取民心的政治主張可以緩和統治者與民眾的矛盾，能夠鞏固政權，保證統治者的長遠利益。所以，孟子的思想逐漸受到特別的重視。
漢文帝時，在太學設置專科傳記博士，把《孟子》同《論語》、《孝經》、《爾雅》一起作為解釋經義的“傳”來傳授。傳的地位僅次於經。
兩漢之時，諸子著作中有人為之作注的，隻有《孟子》、《論語》和《老子》，而《莊子》直到魏晉，《荀子》直到唐代才有人作注。注《孟子》者始於西漢的楊雄。楊雄對孟子的評價是推崇孟子的濫觴。他在《法言·吾子》中說：“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指出孟子在孔子死後百餘年儒學式微之時，廓清楊朱、墨子的異教邪說，倡揚周孔之道，使得仲尼之說獨尊於千古。
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是《孟子》的重要注本。他在《孟子題辭》中稱頌孟子說：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誌曆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趙岐是首稱孟子為“亞聖”之人。
晉代，玄學盛行，佛教大熾，儒家之說淹沒不顯。《晉書·儒林傳》說：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裏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
但是此時弘揚孔孟之道的呼聲並未停止。東晉鹹康年間，國子祭酒袁瑰與太常馮懷共上《請興國學疏》說：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樂以示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子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啟。有心之徒抱誌無由……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