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四家詩”
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當時他采納李斯的建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文化學術全部為官府壟斷，平民子弟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詩經》這塊真金美玉，也難免厄運，被無情地拋入了火海。
好在《詩經》是古代知識分子人人必讀的教科書，它的四言一句的體式，朗朗上口的音律，更使它可以不必依靠書籍，而賴口耳相傳。這就是班固所說的“諷誦不賴竹帛”之意。在漢文帝時終於重新出現了《詩經》熱，相繼產生了傳授《詩經》的申培、轅固、韓嬰以及毛亨、毛萇等四家，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說的《魯詩》、《齊詩》、《韓詩》、《毛詩》。
《魯詩》因魯人申培公傳授而得名。申培公少時曾師承荀子的學生浮丘伯，向他學《詩》。漢元帝聽說申培公對《詩經》很有研究，就召他為博士。申培公晚年家居，以傳授《詩經》為業。當時從遠方來向他求教的多達一千人。他教過的學生中，就有著名的學者孔安國。孔安國是司馬遷的老師，所以《史記》很尊崇申培公，將他列於《儒林傳》的首位。漢武帝時，因為要修造天子接待諸侯的明堂（一說是天子的太廟），還特地請他參加討論。可見他享有很高的聲望。申培公說《詩》，多以詩句來印證周代的禮樂、典章製度。他治學的態度十分嚴謹，有疑問的地方，寧可存缺，也不傳授給弟子。因此《漢書·藝文誌》對他的評價很高：“齊、韓兩家，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認為申培公說《詩》，比較切近《詩》的本義。《魯詩》在漢代的地位比較高，漢武帝曾立於學官，動用官府的力量，讓士大夫都來學習。
《齊詩》因傳授《詩》的轅固生是齊國人，所以稱《齊詩》。轅固生是漢景帝時的博士，後任清河王的太傅。他推重儒術，曾為維護儒家學說，而得罪了信奉道家的竇太後。武帝即位後，征召他出仕，此時他已九十多歲了。《漢書·儒林傳》稱：“齊之言詩者皆本諸固，一時以詩貴顯，悉其弟子也。”當時一些重要著述所引用的多是《齊詩》，如《禮》、《漢書》。《齊詩》也被立於學官。這表明《齊詩》在西漢時期也曾經有過很輝煌的曆史。但是《齊詩》喜歡把陰陽災異和《詩》混雜在一起，特別是到了它的末流，說詩者更進一步把《詩》和讖緯之說混合一團，駁雜無稽，遂使《齊詩》在四家詩中最早失傳。
《韓詩》由燕人韓嬰所傳。韓嬰，漢文帝時曾任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嬰的學說在燕、趙一帶很受歡迎。韓嬰說詩，繼承了古代斷章取義的傳統。韓嬰的著作，見於《漢書·藝文誌》的有《韓故》、《韓詩內傳》、《韓詩外傳》等，到宋朝時，除了《韓詩外傳》外，其他書都失傳了。
魯、齊、韓三家當時都曾被立於學官，得到官方的承認和支持，門下的弟子遍布全國。其中著名的學者，除孔安國、司馬遷外，還有劉向，班彪、班固父子，揚雄等人，因而一時鈴鐸齊鳴，聲勢煊赫，蔚成風氣，成一代之大觀。
三家詩在東漢以後漸漸衰亡。根據史籍記載，《齊詩》亡於三國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宋代。
三家詩消亡之後，它們部分的遺說隻見於後人著述的引證中。專門收集三家遺說的，有宋代王應麟的《詩考》，清代範家湘的《三家詩拾遺》，丁晏的《詩考補注補遺》，阮元的《三家詩補遺》，陳喬樅的《三家詩遺說考》。清朝王先謙作《詩三家義集疏》，旁征博引，勾稽古籍，是三家詩遺說的集大成者。
三家詩的衰歇、消亡，跟《毛詩》的昌盛有關，並且牽涉到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問題。
漢文帝時，朝廷廢除了秦朝的禁書令，鼓勵人民獻書給朝廷。到漢武帝時，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已經頗具規模。但漢成帝不滿足於現存圖書的狀況，又命謁者陳農到民間尋求遺書，命劉向整理“六經”、賦、諸子等書，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命太史令於鹹校天文、占卜等書，命侍醫李柱國校醫書。自漢武帝到漢成帝，照劉歆《七略》說，“百年之間，書集如山”。劉歆是劉向的兒子，也參與了這個大規模的收集、整理古籍的工程。劉歆整理古籍時，從秘府中找出了一些用秦篆寫成的古書，其中包括《左傳》、《禮》、《書》、《詩》。原來，漢武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建自己在山東曲阜的宮殿，拆毀了孔子的故居，拆牆時發現了藏在夾牆中的許多用先秦文字寫的古書，其中，包括劉歆發現的那些書。這些書被孔子的第十二世孫孔安國獻給朝廷後，就一直被藏在秘府。劉歆找出的這些書，因為是用古文字寫的，就叫“古文經”，講授古文經的學說，稱“古文經學”。人們原來所用的經書，是用漢代隸書寫的，就稱“今文經”，傳授今文經的，自然就稱“今文經學”。從這以後，經學分成了今、古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