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對於韓、魏能夠成為諸侯國沒有預見到，但他對六卿存亡原因的分析卻是接近事實的。在這裏，促使他做出這種分析的出發點是計量觀念，他是把六卿畝製的大小不同作為出發點進行論述的。孫武能夠成為曆史上一個成功的政治家、軍事家，與他善於從計量角度出發分析問題有一定關係。
孫武把計量觀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方法加以應用，而春秋時齊國的田氏則把計量作為一種武器用於奪取薑氏政權。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39年，齊景公派晏嬰出使晉國，晉國大臣叔向在接待晏嬰時間到齊國的政治情況，晏嬰說：齊國衰敗了，它將要被田氏奪取。齊國的四種量器，豆、區、釜、鍾，前三種是四進製，鍾是十進製，這叫公量。田氏的家量則把區、釜、鍾改為五進製，鍾也相應增大了。田氏擴大量器，“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用大的家量借貸，用小的公量回收，以此邀買民心。民眾擁護田氏，“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長此以往，國人拋棄了君主，政權焉能不被田氏所取代。事情的發展果如晏嬰所料，田氏經過幾代人的經營，終於取代了薑氏，成為齊國的執政者。顯然，在計量上做文章是田氏獲勝的原因之一。
古典名著《三國演義》曾經繪聲繪色記載了曹操在戰爭中於計量上玩弄權謀的故事。曹操統率大軍進攻袁術的城池壽春，久攻不克，軍中糧食短缺，曹操於是授意軍中管糧官王墾以小斛分發糧食，得以暫時渡過危機。但以小斛發糧，引致了將士不滿，曹操又以克扣軍糧的罪名，誅殺了王墾，並以此激勵將士奮勇作戰，終於攻破壽春。在這件事情上，曹操就是通過在計量上做手腳而得以渡過危機，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三國演義》是文學作品，但文學作品反映了社會意識。透過《三國演義》講述的故事，我們對於計量在古人軍事鬥爭實踐中的應用，是可以有一個形象的了解的。
計量對於古代經濟的運作，更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自然不言而喻，無須贅述。計量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諸多方麵，而且對於促進科學技術進步而言，它更是功不可沒。例如，就人體科學而言，中國醫學的經典著作《黃帝內經·靈樞·經水》篇就強調測量和解剖的重要性，說：“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並且該書還給出了以測量為依據的實際解剖結果。這是計量在古代醫學中應用的直接例子。計量對於科技進步的促進作用，尤其表現在天文學方麵。中國古代天文學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要進行持續不斷的天象觀測，以觀測結果為檢驗曆法的標準。用宋代科學家沈括的話說，這叫做“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沈括：《渾儀議》)璣衡是古代渾儀的代名詞，在這裏指觀測儀器。這是說曆法優劣需要通過實際觀測加以檢驗。
不但檢驗曆法需要觀測，判定宇宙結構學說優劣也同樣需要以觀測為準。漢武帝時，中國知識界爆發了一場關於宇宙結構的渾天說和蓋天說的大論爭。渾天說認為天是個球，天包著地，天大地小；蓋天說則主張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兩說究竟孰是孰非，論爭非常激烈，而評判的途徑，則是進行觀測。在古人看來，與觀測結果一致的，就是正確的。觀測的結果，古人選擇了渾天說。正如南北朝時大科學家祖唯所說：“仰觀辰極，傍矚四維，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征。”(《隋書·天文誌上》)即是說，祖恒認為，通過仰觀極星方位，旁視四周空間，察看日月運行軌跡，觀測五大行埋的伏見出沒，用渾儀進行測量，與渾象的模擬運動加以比較，再以圭表漏刻進行考校，就會發現，渾天學說是令人可信的，因為它符合觀測結果。觀測是計量的核心。計量對天文學進步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計量行為還能為驗證科學假說提供佐證。在古代中國，一直流傳著一種地隔千裏影差一寸的假說，人們認為沿著南北方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測量影長，南北相隔千裏，影長相差一寸。這一假說，長期以來，被天文家們奉為圭臬。後來，隋代的劉焯對此產生了懷疑，他提出的檢驗辦法是：進行大規模實地測量。劉焯的設想，到了唐代得以實現。唐代一行和尚在唐玄宗的支持下，組織實施了中國曆史上首次大規模的天文大地測量。測量的結果，不但否定了千裏差一寸的傳統說法，另外還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科學發現。這次測量，是計量促進科學進步的一次成功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