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能否真正產生叩響當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優勢和藝術空間還不行，歸根結底還要看作者一精神個體有無足夠的感應能力和創新能力，擺脫傳統壓力的能力和開創新境的能力。一句話，關鍵還在“說話人”身上。對散文創作來說，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筆，傳統散文的老麵孔就浮現出來，雨中登山呀，海外遊蹤呀，觀光蒼鬆白楊呀，憐惜山貓小狗呀，……經典散文已經形成的固定視角，有其頑固性，生活被它們分解成條條塊塊，以致我們身在生活中，卻麻木不仁，隻知循著它們提供的角度去收撿素材，剪輯生活，與它們符合的東西我們能感應，對埋在水麵之下八分之七的東西，我們則無動於衷。這是多麼荒謬的迷誤啊。於是，生活的完整性、豐富性、原生性、流動性全都不見了。我們好像拿著一張網，鮮活的水和鮮活的魚全都漏掉了，最後還是隻剩下這張網。
怎麼辦呢？我想到了一句話，叫做：“有什麼話，說什麼話。”這是胡適的名言。也許，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鮮活還原回來，這種極端的提示很解決問題。難道不是嗎？難道強顏歡笑，故作豪語，溫柔敦厚，曲終奏雅之類，沒有給我們的散文染上濃厚的新古典主義氣息嗎？一個個像是穿著筆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從來不放屁也不上廁所似的，連跌跤也要講究姿勢優雅。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什麼可以入散文，什麼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隱形規定似的。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沉沉，病懨懨的委靡相呢？不來點自然主義的恣肆，不光著泥腳踏進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喚起散文的時代活力的。“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意味著不顧原先說話的姿態、腔調、規範，隻遵從心靈的呼喊，這就很有可能說出新話、真話、驚世駭俗的話，“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實話，以及人皆領受到了，卻隻有很少的人可揭穿其底蘊的深刻的話。任何文學、任何文體都在“質文互變”中走過自己的路程，現在我們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質”衝破“舊文”的關頭，從而建設新一代的質文平衡。
看賈平凹的《說話》，至少要讓你一愣：連“說話”這樣習焉不察的事也可寫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顧散文的體式，不顧開端呀，照應呀，結尾的升華呀，有無意義呀，真是太大膽也太放縱了，真是隻講過程，不問意義，到處有生活，撿到籃裏都是菜。據說，《說話》是平凹在北京開政協會議期間接受約稿，在一張信紙上隨手一氣寫下來的。為什麼想到說話問題了？大約一到北京，八麵應酬，拙於言辭的賈氏發現說話成了大問題，才有感而發的吧。這篇東西是天籟之音，人籟之聲，極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絕了硬做的痕跡，裏麵的幽默，機智，無奈，都是生活與心靈自身就有的，無須外加，渾然天成，可謂“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最佳實踐。
所謂“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並非任性胡說的同義語，大街流氓和小巷潑婦的海罵，倒也是“有什麼話，說什麼話”，那能成為好散文嗎？冬烘先生的喃喃，能成為好散文嗎？“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精義，全在於自由、本真、誠摯、無畏。我一向認為，精於權術，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嚴嚴的，麵部肌肉幾乎喪失了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寫出好散文的。他經商，會財源茂盛；他從政，會扶搖直上；他整人，會天衣無縫；他偶爾也想“幽默”，下，結果鴉雀無聲。他在很多領域都會成功，惟獨寫不出好散文，這是否天道不公，或反過來說天道畢竟公平的表現？
強調“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並不排斥開掘、提煉、升華的重要。我們常說散文要有真情實感，原本不錯的，但關鍵要看是什麼水準的真情實感，從怎樣的主體生發出來的真情實感。牛漢的《父親、樹林和鳥》，不是飽經憂患且充滿悲劇感者，斷然寫不出來。感情濃到化不開，重到不能承受時，才產生了這樣簡潔、飽滿、幽咽、滯澀的語言。父親對樹林和鳥的喜愛是多麼真摯，他可以嗅出鳥的氣息，看到無風而動的隱秘，他和樹林和鳥一同快活，達到了短暫的無憂無慮的合一境界。可是父親說了：“鳥最快活的時刻，向天空飛離樹枝的一瞬間，最容易被獵人打中。”為什麼呢？因為“黎明時的鳥，翅膀濕重，飛起來沉重”。作者慶幸於“父親不是獵人”，可是獵人卻大有人在啊。作者對生命的美麗和固其美麗而帶來的脆弱，滿懷憂傷。那意思是說，純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純真的生命是不設防的，惟其純真，惟其快活，就特別容易遭到踐踏、傷害和暗算。作者其實在為天真、善良、單純的美唱一支憂心的歌啊。多麼質樸的畫麵，多麼深沉的感懷，作者還寫過一篇《早熟的棗子》，也是寄托遙深，他說，在滿樹青棗中，隻有一顆紅得刺眼，紅得傷心，那是因為“被蟲咬了心”，一夜之間由青變紅，倉促完成了一生。作者說，他憎恨這悲哀的早熟，而寧可羨慕綠色的青春，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