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會認為，這次搞差額選舉，難度不是很大，而且要求“兩人選一”並非單獨對三爺一個人的苛求，三爺沒有必要這樣如臨大敵，惶惶不可終日嘛！可這就有點太不理解、太不體貼三爺了（三爺知道會發火的）。在作者筆下，三爺是個誠實、怯懦、謹小慎微的人，對這個特定的人來說，選村長的事落到頭上（盡管不是落到他一個人頭上），倒也確實棘手得很哪。首先是，“隻能選一個，選兩個作廢”的辦法，在他看來無異於“一個閨女許給兩個男人，叫兩個男人去爭一個閨女，能不頭痛嗎”？顯然，三爺尚停留在不知民主為何物的狀態，缺乏起碼的民主文化意識，於是“選”出自己信任的、能為人民辦好事的人的神聖權利，在三爺那裏就變成多餘的負累了。但是，倘若設身處地地替三爺著想，就又覺得情有可原。因為既然要“選”，就要“想”，而這種“想”對三爺是不堪承受的重負。是三爺太懶惰了嗎？不，三爺很勤勞，好不容易整治得家業興旺，兒孫滿堂。問題在於，“想”，意味著獨立思考，自己給自己做主，而三爺多年來則是不願“想”、不會“想”，以至不能“想”了，現在突然要他在極短的時間學會“想”，做出抉擇，他能不憋出病來嗎？正像小說寫的，三爺作為一個尚未擺脫愚昧和麻木的老農，“他的頭沒有用過，就是用過也是小用，沒有大用過”，“他的頭嬌生慣養年代久了，就不會想了，一想就痛，又是大用大想，就痛得更狠了”。那麼，平時遇事他不想，誰替他想呢？上級、領導，具體地說，就是王支書。三爺說，“抬出我和王支書抗膀子，我可擔當不起。”盡管村裏的年輕人很看不起三爺的畏首畏尾，但三爺的“隻聽不想”的哲學未必沒有市場。上點歲數的人都服三爺，說：“跟著三爺走，四季保平安。”在這裏，作者委婉而頗含深意地指出，三爺之所以麵對民主選舉手忙腳亂，其源蓋在於“惟上”的奴化心理作怪，自我意識和民主意識的酣睡。這貌似滑稽，其實是並不鮮見的實情。那些把普選證丟在不知什麼角落裏的人，比之三爺又能高出多少呢？
我想，單單指出三爺的抉擇之難，怕得罪人，怕動腦筋，惟上是聽，還不是他缺乏民主文化意識的全部，隻有在正麵寫到三爺的選舉心態和選舉標準時，才見出了一點深度，也才見出了三爺的不懂民主和不會使用民主的窘迫。三爺何以在張文和李武二人中舉棋不定、反複無常呢？是掂量誰更能為群眾辦好事，誰更具有改革精神嗎？不是。三爺的標準是，一看支書對誰好，二看誰對自己好，除了“惟上”就是“報恩”，其實惟上也與報恩有關--當年王書記曾經手下留情，沒有割他的資本主義尾巴，近來又幫他當了養雞專業戶，此恩不能不報。而張文和李武又各有恩於他，這就不能不難壞了三爺。說穿了，讓三爺為難的並非民主，而是他自己的擇人標準在民主麵前的無法實施，他隻好遷怒於民主罷了。在小說的調侃筆調中，張文、李武二人並非不能分出高下；張文是個善於察言觀色，投人所好的機靈鬼，拍馬屁而不留痕跡，頗得王書記的歡心；李武則是磊落、耿直、不顧情麵、富有改革精神的人，幸好王書記還不糊塗，使他也得以躋身候選人之列。可惜，由於三爺苦苦追究的是王書記的好惡和他們二人對自己的恩大恩小，真正的優劣反被放過，民主的真意喪失殆盡，選舉的初衷便被棄置一旁。這才是民主所遭遇的悲哀呢。我們盡可能笑話三爺，但也不妨捫心自問，我們的擇人標準，隱秘的出發點，比之三爺又高明多少呢？也許你有堂而皇之的外表，你有高深的文化，你可以滔滔不絕地講述民主的來由和定義，但你的西裝後麵藏著的一顆私心呢，大約並不比三爺光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