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軒是作者的一個重大發現。現當代文學史上，雖不能說沒有原型，但的確沒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態，如此細密的筆觸，如此的評價眼光描寫過他。在經濟上，他當過地主，盡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長工，恰好“漏了網”，但這並不能說明他不具備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作者寫他，不是糾纏在常見的階級鬥爭眼光下的善善惡惡，也不是按著常見的反麵形象的模式來處理，而是超越了簡單化的批判層麵，從文化的根因上來寫。對於他的狡黠，迷信風水，視土地如命，作者倒也沒有放過。小說開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劃了一場買地戲，內心欲火中燒，外表上顯出可憐和無奈，可謂深諳人心之道，目的則在把鹿家的風水寶地弄到手，保佑自家福運綿長。這不是典型的地主階級的思維嗎？但這些不是白嘉軒的重心所在，由於他終生不脫離勞動，生活方式與自耕農並無不同，他表達的實際是農民的思想情緒，這個深沉的精靈似的人物遠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項背。其實，在靜默的、較為封閉的農村，至今我們仍能嗅到白嘉軒的靈魂的殘餘氣息，這種封建精英人物長久地活在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陳忠實終於捕捉到了他。
白嘉軒一出場，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傳奇經曆先聲奪人。小說劈頭第一句話便是：“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裏娶過七房女人。”有人發現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描寫與後麵的情節關係不大，就認為不過是有趣的楔子或嘩眾的手段罷了，或認為無非是寫其傳宗接代的生活目標而已。其實不然。這裏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這位人格神強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現如何不同凡響。作者寫這位白鹿原的族長，有意疏離其社會性，強化其文化性。白嘉軒對政治有種天然的疏遠，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內省、自勵、慎獨、仁愛上去，監視著每一個可能破壞道德秩序和禮俗規範的行為，自覺地扞衛著宗法文化的神聖。控製他的人格核心的東西，是“仁義”二字。“做人”，是他的畢生追求。“麥草事件”中，於情急中長工鹿三代他出頭，他大為感動，那評價是這樣一句話：“三哥，你是人！”這個評價也是他自己的心跡表露。人者，仁也，包含著講仁義，重人倫，尊禮法，行天命的複雜內涵。他未必受過係統的儒家教育，但他對儒家文化精義的領悟和身體力行，真是活學活用，無與倫比。他淡泊自守，“願自耕自種自食，不願也不去做官”，一生從不放棄勞動。他的慎獨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說“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質的強韌，精神紀律的一絲不苟，確實讓人驚歎。他有如一隻逆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個悲劇英雄，要憑著自身的最後活力堅持到最後一息。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無言的威望。
按說，白嘉軒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壓抑人性的，他卻表現出非常獨立的人格，不能不說是個奇跡。這大約也是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麵吧。如果權且拋開階級屬性和文化屬性僅僅作為一個人來欣賞，白嘉軒沉著，內斂，堅強，不失為大丈夫，男子漢，具有強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點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後來被土匪打斷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僂著腰仰麵看人，如狗的形狀，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這個人，真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勇毅，“尚誌”精神貫徹始終。當然，這裏的獨立人格與近代民主思潮所謂個性解放、人格獨立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維護他的人格尊嚴和他所忠誠的綱常名教，白嘉軒遭受的精神打擊異常殘酷。在家族內部，他把教育視為頭等大事，言傳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燭給兒子講解“耕讀傳家”的匾額，惟恐失傳，強令兒子進山背糧食，為的是讓他們懂得“啥叫糧食”。長子白孝文新婚後有“貪色”傾向，被他警覺，及時遏製，小女兒白靈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嬌縱，可是一發現白靈有離經叛道的苗頭，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斷父女關係，“隻當她死了”。凡是事關禮教大義，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殘忍性。對於白孝文的墮落，他痛心疾首地說：“忘了立身立家的綱維，毀了的不止是一個孝文，白家要毀了。”孝文倒向蕩婦田小娥的懷抱一節，是深刻揭示白嘉軒的靈魂最有力量的情節。起初這隻是“殺人的閑話”，等到眼看就要證實的瞬間，作品寫來真有驚天動地，萬箭鑽心之力：
“白嘉軒在那一瞬間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終點，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縱，一腳踏到窯洞的門板上，咣當一聲，自己同時也栽倒了。”這真是靈魂的電閃雷鳴！能夠承受一切的白嘉軒，在這個靜靜的雪夜體驗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死亡和徹底絕望，他被真正擊中了要害。我們不能不讚賞作者的誅心之筆。然而，即使麵對如此摧毀性的打擊，白嘉軒也還沒有倒下，可見他的精神之可懼，生命力之潑旺。他說：“要想在咱莊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軒，你好苦啊”，道盡了他為維持禮教和風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