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尤物”、“淫婦”以僅有的性武器在白鹿原上報複著，反抗著，褻瀆著，肆虐著，她是傳統文化的棄兒，反過來又給這文化以極大的破壞。設陷阱敗壞孝文的名聲，本出於報複的惡念，目的達到後她卻沒有歡悅，隻有沉重；她對孝文原本滿懷敵意，待孝文倒入她的懷抱，她又頓生愛憐的真情；她教孝文抽大煙本是出於愛心，結果使孝文更加沉淪。這心態又是何等複雜！她是連自己也以為下賤的，但在構陷孝文成功後的“狂歡”之夜裏，她卻“尿了鹿子霖一臉”！這個奇舉，是她對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種最奇特、最惡謔、最蔑視的嘲弄，隻有她才幹得出來。這一筆堪稱絕唱。魯迅先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指出：“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到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他們活得長久。”作者的寫田小娥，真也近乎這樣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惡的方式生，又以惡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殺害，但鹿三並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篤信禮教的勞動者，連鹿三都不能見容，可見宗法文化對她是何等深惡痛絕。她當然鬥不過白嘉軒，白嘉軒有武器，那就是經過幾千年積澱和磨礪的道統，她沒有武器，隻有肉體和盲目的報複心理，她的毀滅是必然的。她死後屍體腐爛，居然引發了一場大瘟疫，這個恨世者用她年輕的生命表達了對舊文化的抗議，盡管是病態的、有毒的抗議。
同樣怵目驚心的，是白孝文的命運突變，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傳統文化從外麵壓碎的話，那麼白孝文就是從舊文化營壘中遊蕩出來，險些自我毀滅的浪子，他的文化拷問意義比田小娥更深刻。為了培養這個族長的接班人，白嘉軒耗費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厲厲，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負厚望，一副非禮勿親、端肅恭謹的神態，他從精神到行動都儼然新任的族長了。可是，這個孝子賢孫卻像沉默的活火山潛藏著危險。這一點白嘉軒沒有覺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誘惑等於打開牢門放出了他軀體中的野獸，盡管他起初怒斥著這下賤的女人，但惡獸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錮解除便欲海難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覺中，成為人人不齒的敗家子。這個從德高望重的自家門樓逃逸出來的不肖子孫，經過了從靈的壓抑到肉的放縱的迷狂；他不具備任何革命性，因而隻能受軀殼支配，“世界也就簡單到隻剩下一個蒸饃和一個煙泡兒”了。小說寫他與田小娥最初的性活動，“那個東西”戲劇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實在寫靈與肉的分離、禮教的壓抑對人的殘酷捉弄，頗為深刻。
誠然，揭露禮教對人性的壓抑並不是個新話題，但是，站在二十世紀末重新發現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靈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憐、扭曲、變態的慘象，就具有了現代意義。作者的筆伸向人的潛意識深層。比如，鹿子霖的兒媳婦，新婚一夜後，就不再過正常生活，丈夫兆鵬厭棄她且渺無蹤影，她漸漸產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挑逗加劇了她的譫妄，肉體成為罪惡的牢獄，這個善良本分的農村婦女陷入不能自拔的絕路，患上淫瘋病，終於死去。禮教殺人，殺得慘酷，她的犧牲幾乎找不到凶手。
也許我們會感到困惑：作者一麵不無讚賞地描寫白嘉軒的仁義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麵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質，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論嗎？其實，作者的出發點是共同的，這出發點就是一切為了“人”，怎樣使人從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於“人”回到主體位置，對民族靈魂的探索占壓倒地位，因而人的曆史不再是與政治經濟發展史相平行的被動的活動史，獲得了本體意義上的相對獨立性，才出現了這種貌似悖論的現象。試想，如果不是把表現“曆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語）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與許多反映農村曆史變遷過程的作品又有多少區別？它還能拒絕平庸嗎？
五
《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狹義的、短視的政治視點上，而是站到了時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製高點上來觀照曆史。他以民族心史為構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劇和農民式的抗爭作為主線來結構全書。每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變動，都使白鹿原小社會在動蕩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這一悲劇。作者勢必遇到的問題是，怎樣把政治上的階級鬥爭，黨派鬥爭，經濟上的狀態和人與自然的鬥爭，納入到文化審視的大框架中。雖然，它突出著人的主體地位，深掘著個體的文化內涵，但是，倘若脫離了具體的政治經濟鬥爭，它給自己規定的文化主題無論多麼高深，也必將流於虛飄。現在，《白鹿原》裏的眾生不是抽象的文化符號，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具體的、曆史的社會實踐和相互猛烈撞擊，可是，他們又一個個展現出豐沛的文化性格，此中的奧秘何在？作者是怎樣處理人、曆史、文化的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