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玉婷
《秦風》是《詩經》中風格較為獨特的一組風詩，充滿了西北大地慷慨激昂的尚武精神和秦腔式的蒼涼與悲壯，比如《無衣》這樣豪邁奔放的軍歌，又如《黃鳥》此般率直地譴責野蠻的殉葬製。但是，就在這樣剛勁的《秦風》中，卻出現了一首風采旖旎，情感柔和的詩歌——《蒹葭》，猶如一枝盛開在西北邊陲的蓮花，在《秦風》，乃至整部《詩經》中綻放著獨具一格的別致和優雅。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秦風·蒹葭》
關於《蒹葭》一詩的詩旨，自古以來說法眾多，或遵從《毛詩序》之說：“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矣。”或以為是求賢之詩，如汪梧鳳《詩學女為》雲：“《蒹葭》，懷人之作也。秦之賢者抱道而隱，詩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從靡由，故以蒹葭起興而懷之，溯洄溯遊往複其間，庶幾一遇之也。”或如程俊英等所論，定為“描寫意中人而不得的詩”（《詩經譯注》）。而關於那個“所謂伊人”，“是知周禮的故都遺老呢？還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舊臣呢？是秦國的賢人隱士呢，還是詩人的一個朋友呢？或者詩人自己是賢人隱士一流、作詩明誌呢？”抑或是詩人所思暮的愛人呢？眾說不一。筆者傾向於支持情詩之論。
《蒹葭》詩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起興，既以景色襯托出詩人之情懷，又點明了詩創作的時間和地點，給我們展現出一幅淒清的深秋晨景。後麵“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乃詩人在追尋他所思慕之人時，被眼前茫茫河水所阻。詩人看不到他翹首期盼的人在河另一邊的何處，焦急之中，便“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地上下左右地求索。然而遠道相隔，可望而不可即，正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一個‘宛’字，又將實在的處所一筆拎空，所以姚際恒稱讚道：‘遂覺點睛欲飛，入神之筆。’全詩不著一個思字、愁字，然而讀者卻可以體會到詩人那種深深的企慕和求之不得的惆悵。”方玉潤也說：“三章隻一意，特換韻耳。其實首章已成絕唱。”全詩通過對“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深秋天方破曉、露寒霜重之時，“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旭日初升、霜露漸融之時，和“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陽光普照、露珠將收之時這三幅不同時地的河邊深秋之景的描繪，生動地展示出了詩人追尋意中人而不得的焦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總能引起觀者的共鳴，而追求過程中的輾轉和最終求之不得的惆悵與失落，更能博得人的同情，全詩緩緩吟來，但覺餘音雋永。
這樣的一首詩，在《秦風》中無疑是獨特的。清人方玉潤評價《蒹葭》說：“此詩在《秦風》中氣味絕不相類，以好戰鬥樂之邦，忽過高超遠舉之作，可謂鶴立雞群，悠然自異者矣。”須知春秋時期秦地大致在今天的甘肅東部和陝西大部，其地“迫近戎狄”，這種環境使得秦人“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書·地理誌》）。在秦地特有的地理環境影響下，秦人形成了激昂豪壯，不畏生死的性情。《秦風》10首詩多言征戰獵伐，充滿粗獷豪邁之氣，表情達意直接、率真，而《蒹葭》《晨風》這樣充滿哀婉柔美情致，表達複雜、微妙情感的詩歌在《秦風》中顯為另類。陳子展也總結說：“但覺《秦風》善言車馬田狩，粗獷質直。忽有此神韻縹緲不可捉摸之作，好像帶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不免使人驚異，耐人遐思。”《蒹葭》一詩意境飄逸，神韻悠長，是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構。其風格、韻味，以及寫作手法都與《秦風》其他作品有很大差異，王照圓點出了《蒹葭》與《秦風》總體風格的差別：“《小戎》一篇，古奧深雄。《蒹葭》一篇，夷猶瀟灑。”周錫也說：“全詩神韻飄逸，風致嫣然，在粗獷質樸的《秦風》中，另成一種格調。”（《詩經選》）陶侃如、馮沅君同樣認為：“在慷慨悲歌的《秦風》中，忽有這麼一篇優遊閑暇，含蓄蘊藉的詩，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詩史》）那麼，《蒹葭》之出現於《秦風》，究竟是何故呢？是純屬偶然，還是另藏玄機？現試從以下三個方麵對該問題加以分析：
首先，從秦文學的範疇來看。
我們不能簡單、籠統地以為秦文化就是秦族的文化。在界定文化時不應該以時間、空間、國別為標準，而是要以文化特征為其首要標準。因此，秦文化即帶有鮮明秦文化特征的那些文化。秦文學也並不代表隻是由秦人創作的文學，還應該包括秦國領域內的人民的創作，如果我們隻把由秦地的秦人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定性為秦文學的話，那麼公認的屬於秦國文學作品的李斯之《諫逐客書》就得礙於作者李斯是楚國人而歸於楚國文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