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斜川之誌的價值判斷
趙宋王朝以她博大的胸懷為士林提供了空前肥沃的文化土壤，宋代文人以其深厚的修養體現了對傳統文化超強的吸附能力。蘇軾蘇過生活於北宋鼎盛時期，父子二人的價值判斷卻不盡相同。父親兒時在程氏的手下接受的是孝悌忠信的教誨，蘇過幼年在父親身邊看到的是竭忠盡智的厄運。蘇過雖不見父親“烏台詩案”倉皇下吏之狀，也不懂父親壯誌難抒的苦悶，但由湖州知州淪為階下囚，皆罪在指摘時政，已深深印在蘇過的心中。在黃州，父親微薄的薪俸難以養家糊口，加上生活環境不好，甚至還要靠蘇軾親自下地種菜，來補貼和維持全家人的生計。童年的蘇過和家人常常過著缺衣少食的生活，這就培養了他後來淡泊寧靜、安於貧賤的性格。按照這種人生誌趣自由發展，蘇過於紛呈思想中擇取莊子，是自然而然的事。隨著蘇過漸漸成熟，其價值觀念與人生態度愈加明朗。蘇軾一路遷謫，蘇過跟隨父親嚐盡了世態炎涼與人情淡漠。他的不喜仕進由此發端，“斜川之誌”由此發萌。
蘇過經曆曲折，患難多而安逸少，其“斜川之誌”不但包孕著深厚的情感寄托，而且蘊含著深刻的莊哲思考，如相對、絕對，有限、無限，有為、無為。嶺海7年的苦海生涯，儒家的經世致用漸行漸遠，老莊的自在無為頻頻湧入蘇過的視野。父親南遷之行，蘇過一直隨侍左右，嚐盡了人間冷暖，也看清了新舊兩黨及其內部的互相傾軋，內心深處充滿著對當時世態的厭惡與悲憤。蘇過從莊子出世的高蹈中，尋求到一種逃脫的方式。“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丈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世人皆有所累，小人為蠅頭小利，君子為仁義之名，大丈夫為家國安危，聖人為天下蒼生，雖境界不一，但都為外物所羈絆，無法解脫。隻有放下這些身外之物，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不僅成為他排遣父親苦悶的支撐，也成為他斜川之誌確立與信仰的支點。
蘇過一生淡泊名利，主張修身養性，清靜無為，而這些正與莊哲暗合。三十而立這一年，他先後經曆了侍父北返、父亡途中兩件大事，精神在極度喜悅後跌入極度悲痛。此間，蘇過與家人生計艱難，幸有叔父蘇轍鬻別業以濟之。除服後蘇過閑居潁昌，時蘇轍為避禍也歸潁，叔侄二人默默無聞，潛心修學，詩文唱和以排解心中愁苦。蘇過“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就道出了叔侄二人與世隔絕、萬念俱灰的思想狀態。自身親曆的人生挫辱與父親病逝的沉痛打擊使他對“致君堯舜”愈加反彈，崇尚自由不喜仕進的誌趣更加堅定。此時的蘇過已經擁有成熟的心態，學會了獨立思考，深知老莊哲學終可頤養淡泊心性，於是醉心於《繕性》的思想國度。文中“以恬養知”的主張，“正己”、“得誌”的要領以及對榮華富貴去留的不以為意都讓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通達與舒暢。
這種退隱不爭、率性無為的精神狀態一直持續到政和二年蘇過出任太原府監稅。蘇過一生物質上極度匱乏，解決溫飽迫在眉睫，生活捉襟見肘，他不得不靠升鬥之仕養家糊口，這無疑與他“不為軒冕肆誌”的判斷相抵牾，其精神十分痛苦。南懷瑾先生將道家比喻為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就非去不可是十分恰切的。蘇過在人生的重要關口都是以莊子精神作為依托的，對莊子思想的采納與吸收，蘇過和父親有所不同，蘇軾多是在政治生涯受挫之後回歸老莊，而蘇過對平淡恬靜的生活是一種天然的選擇與親近。由於蘇過沒有像父親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曆，沒有激烈的感情衝突與情緒跌宕，因此其詩歌立意終不高於其父對國朝社稷一如既往的關懷，而是另辟蹊徑，以遠追老莊之姿，隱逸山野之態，呈現為獨特的恬淡。蘇過研習莊子的心境比之父親更加赤誠，更加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