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地區的造紙業也有很大發展。清人周藹聯《西藏紀遊》中記載：“藏紙似繭紙而堅韌過之，有寬廣至三四丈者。餘曾購一幅，約長丈二三尺，寬七八尺，文理堅致如高麗紙……藏紙即藏經紙也。彼地有草一種，葉如槐花，如紅花，以其根浸搗，如造皮紙法。常用者不禁，其潔白而厚寬長三四丈者，惟前後藏達賴、班禪用以寫經，有私造私售，亦犯重辟雲。”同書還記述：“藏經書於番紙上……紙短而寬，兩麵可書，夾以木板，不裝訂也……貝葉乃貝多樹之葉狀，如梧桐葉而差夫，微帶黑色。當係搗葉作紙，如藤紙、竹紙、繭紙之類。”清人黃沛翹的《西藏圖考》中收錄《藏紙詩》，詩中讚揚藏紙說：“孰意黃教方，特出新奇樣。臼搗柘皮漿，簾漾金精讓。取材徑丈長。
約寬二尺放。質堅宛繭煉，色白施瀏亮。澀喜受於麋，明勿染塵障。題句意固適，作畫興當暢。裁之可彌窗，綴之堪為帳。何異高的楮，樣箋亦複讓。”由上述詩著中可知，清代藏紙一般用當地的草類、貝葉為料，製法如同內地皮紙等技法。質地堅韌不亞於內地繭紙，既適於書畫，又可做糊窗紙、紙帳等日常生活用品。其優良品質亦無異於內地流行一時的朝鮮高麗紙。
隨著明、清時期造紙業的不斷發展，紙在社會上的用途越來越廣，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抄寫、印刷、書畫、裝飾和宗教迷信活動之外，紙製品的應用範圍也日益擴大。
明、清時期，朝廷除各地貢紙外，還要從各地產紙中收集上萬乃至數十萬張良紙，以滿足官府公務和文化活動的需要。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政府用於運銷茶鹽等物的紙張數達上百萬張。這些紙張均來自各省造紙產地。據《明會典》
記載：“陝西十五萬張，湖廣十七萬張，山西十萬張，山東五萬五千張，福建四萬張，北平十萬張，浙江二十五萬張……”明人沈榜的《宛署雜記》
中，也記載了明政府大量用紙的不少情況，同時還記錄了一些紙張的時價。如卷十五記載：“遇重修《大明會典》，用中夾紙兩千五百張，價三十七兩五錢；大呈文紙四千張，價十六兩；連七紙一萬一千六百張，價九兩二錢八分。係按院贖銀。筆五百枝、墨一百錠，價十三兩。抬連紙兩千張，價一兩八錢……蘭呈文紙五千張，份三十三兩。”可見明代朝廷活動耗費的紙張量是相當可觀的。明、清兩代曾組織文人編纂宏篇巨帙《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其中明代《永樂太典》一共輯人兩萬兩千九百多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有正本和副本各一。而清代《四庫全書》一共收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七千九百零七十卷，裝訂成三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冊，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並先後抄錄了七份。這兩部空前的巨著耗費的紙張更是難以估算。
明末清初史學興盛，文人紛紛著書立說。明末清初的全祖望曾說：“明季野史，不下千家。”這些著作的抄印所耗用的紙張也同樣是相當驚人的。
明清的書畫藝術相當繁榮，大批傑出的書畫名家競相施展才華，形成了中國書畫史上絢麗的景象。優秀的書畫作品不斷湧現，燦若群星。其中相當數量的名人佳作流傳至今，為中外一些著名的博物館、書畫院及私人收藏家所珍藏。這些均得利於紙張的廣泛應用和明清書畫用紙的優異質量及長久壽命。紙還常常與明清一些書畫家的筆墨軼事聯係在一起。如清代揚州畫派的鄭板橋酷愛畫竹，為更加生動地刻畫出竹姿質清雅、傲岸堅挺的風韻，他曾於秋冬之際，截竹竿為窗欞，再糊以白紙。如此可使片片竹影在日月輝映下現人窗紙，宛若天然圖畫。藝術家便在這紙窗竹影中獲取藝術靈感，從而創作出一件件輕盈秀逸、瀟灑不俗的竹畫作品。
明、清一些小說、詩詞和啟蒙作品中，也常出現與紙有關的內容和語言。如《紅樓夢》第一回的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清人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第三十一回：“畢竟書生之見，全是紙上談兵。”清人厲鶚詩雲：“白版閑題杜牧詩。”清人薛時雨詞曰：“紙上湖山親領略，轉惜畫工筆拙。”清代蒙學讀本《增廣賢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