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印刷術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可以說，沒有印刷術，就沒有人類文明的傳播，就不會有人類的教育、科技及整個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就不會有整個人類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正因為印刷術的至關重要性，人們曾把它稱為人類的“文明之母”。惟其如此，16世紀～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看到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西方後所發揮的巨大曆史作用時，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包括指南針在內的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麵貌和事物的狀況……從那裏接著產生了無數的變化，變化是這樣之大，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學派，沒有一顆星星能比它們在人類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培根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直到今天，我們仍不能低估印刷術的曆史作用。而就印刷術自身來說，卻不是一開始就是今天這個樣子的：電腦輸入和排版，激光照排和印刷……它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這個過程先是在中國，後來又在歐洲逐漸地演化過來。
真正的印刷術即雕版印刷術，是在唐朝出現的。因此，這裏講的隻是印刷術的“前史”，或者說真正的印刷術產生的技術和文化條件。
印刷術來源於中國很早就延續下來的刻字和拓印的傳統。相關的工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即刻字技術、印章技術和刷印技術。
中國的刻字技術有悠久的曆史。上古文字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殷商留下來的有的甲骨文字刀法已經楚楚可觀。
此後，刻在青銅彝器上的金文、石刻銘文等，有很多都是相當精美的藝術品。中國古代的石刻最有特色。唐朝初年，在陝西鳳翔就發現了十塊石鼓，每塊上麵都刻著一首四言詩，就是著名的“石鼓文”。經研究證明，這是春秋初期秦襄王時所刻，現在還保存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就巡遊各地，並留下了許多石刻。後來，就有人想把整本書的文字都刻在石頭上，當做讀本——這或許就是最早的“書本”。再後來，又有人在石碑上摹拓，古人又叫墨拓、捶拓，實際是一種複製方法，大概也是最原始的印刷了。
同時，作為印刷術的其他物質條件，如紙、筆、墨等都相繼問世。筆和墨在先秦時期已經使用，商代已有原始的筆，春秋時已能製造毛筆。漢代時發明了紙和人造鬆墨。公元3世紀時，韋誕造的墨達到了“一點如漆”的程度。鬆墨既是優良的書寫原料，也是印刷技術方麵上好的著色原料。
而紙從漢代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已被普遍作為書寫材料了。
另一方麵，由刻字技術演化來的反文印刷原理和技術也不斷發展起來。“摹拓”就是這種反文印刷。到南北朝時，刻字技術則獨辟蹊徑，創造出新的意境。如北魏太和22年(公元498年)洛陽老君洞始平公造像石刻的陽文楷書，北齊馬天模等造像碑的陽文隸書，梁蕭景神道石柱的反刻字等。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人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陽文、反刻的刻鑿技術，為雕版印刷術準備了較高水平的刻字工藝技術條件。
與刻字相仿佛的還有印章。印章究竟起於何時，現在還難以考定，以現有的材料看，在戰國時期，印章就已開始流行。隨後，漢璽興盛起來。道教發展後又有符印產生。按照葛洪在《抱樸子》一書中的記載，古人入山要佩戴“黃神越章之印”，以躲避山鬼猛獸，寬約四寸，上麵刻有一百零二字；若是陽文反刻，就儼然是一塊雕版了。
在刻有文字的木版或石板上刷墨印物就叫刷印。刷印之前的印物有兩種形式：一是用印章刊印文字，即用蘸墨印章向下刊在諸如封泥、帛、紙之類的印物上，這樣出現的是白底黑(或其他顏色)字。二是拓印，即摹拓。至今，人們，主要是成年人，都還在廣泛使用印章，甚至眾多的機關、單位的“公章”也都還是這種印章。而拓印在雕版印刷出現以前曾被廣泛使用。
我們現在知道，拓印、刊印都不是印刷術，但如果沒有它們的產生和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印刷術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