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假如我得了富貴，我要雕印《文選》，來饋贈給想學習此書的人。”毋照裔後仕蜀為相，果然實踐自己的諾言。他還“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版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複盛”。到了宋代，家刻更為普遍。明代家刻，在明代刻書事業中技術最高，質量最好。嘉靖四年(1525)震澤王延吉吉影刻宋黃善夫家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刻印精良，曾被人誤為宋版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常熟私人刻書家、汲古閣主人毛晉，自明萬曆至清順治的四十多年間，共刻書六百多種，書版就有十萬多塊，其中有大型叢書《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六十種曲》等。為了刻書，毛晉還不惜重金收買好的底本，先後購藏圖書八萬多冊，成為當時江浙一帶著名的藏書家。毛晉有一套較完整的收購、校訂、刻印、銷售圖書的機構，加上毛氏刻本選用底本好、校勘認真、技術精良、且價格低廉，因此，毛氏刻本當時就馳名海內，流傳極廣。現在許多圖書館的古籍藏書中，都可以找到毛氏汲古閣的本子。清代家刻的一個顯著特色，是著名文人刻印自己的著作和前賢詩文的寫刻本。如福建侯官書法家林佶手寫上版雕刻的清代汪琬的《堯峰文鈔》、陳廷敬的《午亭文編》、王士禎的《古夫於亭稿》、《漁洋山人精華錄》，被稱為著名的“林氏四寫”。民國時期，雖然雕版印刷已趨沒落，但董康“誦芬室”，陶湘“涉園”等，在底本、刻工、紙張、用墨、印刷等方麵的精良，較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時人皆稱其善。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北京圖書館，曾破例把這兩家刻的書，作為善本收藏。
私家刻本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1)多刻印自己的文集或自己所喜愛的著作。如明代自刻詩文集成風，以至當時人就感歎；“現在隻要中了一名秀才，就必然要刻一部文集。幸而這些書自生自滅，不然的話，即使把整個大地都作書架，也裝不下了。”
(2)刻印自編叢書。如明代範欽輯刻《範氏奇書》、胡文煥輯刻《格致叢書》等。清代乾隆、嘉慶間考據學興起以後，又有黃丕烈輯刻的《士禮居叢書》、畢沅的《經訓堂叢書》、阮元的《十三經注疏》等。
(3)底本、校勘精良，刻印、紙墨上乘。家刻主人，一般富貴有錢，因此，刻書不計時間與成本，以追求圖書內容與形式的完美。所以，他們刻的書，往往同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對治學者特別有用。如清康熙間，納蘭成德聘徐乾學編印的《通誌堂經解》，是宋元以來理學書籍的集大成者。它與嘉慶間阮元主編的《皇清經解》(彙集了清代漢學家研究古代經典的著作)一起，代表了宋代以後經學上的理學、漢學兩大流派。
(4)采用新技術。明代中後期，江浙無錫一帶的華氏、安氏，吳興一帶的閔氏、淩氏，南京的胡正言等，均為喜愛書籍的豪富，他們在活字、套印、短版和拱花方麵，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踐，為我國古代印刷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家刻中，也有良莠不齊的現象。特別是明代，自著文集刻得既多且濫，同時，明代人刻書有好改動古書的內容以至書名、任意節錄原本等毛病，因而後人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說法。
另外，少數家刻主人見部分售賣自己刻的書就能獲利，繼而動心於專事刻書以牟利，這種情況的演變，使一部分家刻主人最終變成書坊業主。他們所刻的書，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往往有較大的區別。
官刻
官刻，指曆代官府及其所屬機構刻印的書。秦漢以來，我國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機關，都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前麵講到的曆代政府雕刻的石經，就是明證。印刷術發明後，官刻就成為我國古代圖書生產印刷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官府不僅有錢，還有權有勢，因此往往能夠左右刻書事業的導向。官府大規模地刻印各類書籍，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坊刻、家刻的不足，使中國古代圖書能健康全麵地發展和進步。
曆代官府刻書的機構，中央一級的有：宋代國子監(刻有“宋代四大類書”《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秘書監；元代興文署；明代司禮監中的經廠、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清代武英殿、揚州詩局等。地方一級的有：宋代公使庫(相當於現在的招待所。內設印書局，專管刻書)；明代各行省布政司、藩王府；清末的官書局，以及曆代府、州、縣學及書院等。就其總體而言，宋代的官刻最重要、影響也最大；元代以興文署刻本和書院刻本最好；明代則以藩王刻本最有特色；清代康熙間武英殿用“館閣體”(清代翰林院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沿襲宋代舊例，又稱“館閣”。翰林們作應製文章所特有的字體，叫作“館閣體”。它典雅工致，又稱為“軟體字”寫刻的書，臻於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