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集和別集
總集是我國曆代文學著作的總彙，《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另立“總集之部”。總集的本身不是工具書，而好多工具書卻取才於總集。我國現存最早的總集是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昭明文選》。其後，總集可分為下列五種類型：
1.詩文並選：如《昭明文選》、《文苑英華》，這是總集的正統派。
2．各家彙刊：如明張博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胡風丹《六朝四家全集》，這種以彙刻為主的總集，一般不加甄選。
3．通代總集：如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64卷，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54卷，大致是重在輯軼。
4．斷代總集：如宋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清黃宗羲《明文海》都是文總集；清康熙朝的《全唐詩》、朱彝尊的《明詩綜》、徐世昌《晚晴移詩彙》、陳衍《近代詩選》等均為詩總集。斷代總集一般也重在輯佚，力求搜羅完備，不加抉擇。故資料保存較多。
5．地方總集：如清王豫《江蘇詩征》、阮元《兩浙鞲軒錄》為一省的總集；吳顥《國朝杭郡詩輯》、董沛《四朝清詩略》為一郡詩總集。地方總集均是因人存詩，取舍標準較低，屬資料性質的。
此外，還有專門體裁的總集、如詞的總集、曲總集、駢文總集、詩話總集等。
與總集相對收錄個人作品而成的詩文集稱別集。如劉向的作品輯《劉中壘集》、東方朔的文集《東方先生集》等，多數別集以文藝性作品為主要部分，但也包括論說、奏議、書信、語錄等，內容相當廣泛。
“文獻”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其初義似為：“文”，指有關典章製度的文字資料，“獻”多指聞熟悉掌故的人。宋代朱熹、元代馬端臨都對文獻內容作了解釋，但目前學術界對“文獻”一詞的概念，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明確的定義。一般的看法，“文”是曆史上記載下來的經史典籍，“獻”
則是後人對曆史上典章製度等事發表的議論、追憶的記錄。如具有曆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稱為曆史文獻。
中國古代文學文獻的類型，《隋書·經籍誌》分為“楚辭”、“別集”、“總集”三大類；至清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擴大為五類。《辭海·文學分冊》進一步擴大為九類，即：“詩經”、“楚辭”、“總集”、“別集”、“詩文評”、“詞集”、“變文、諸宮調、散曲、時調”、“舊小說及筆記”、“通俗小說(附鼓詞、彈詞)”。
通過了解文學文獻學，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的種類，古代文學書籍同時期的刻印版本，古代文學目錄的特點與演變。
經史子集的比例
中國古籍有63853種，分四部分。經部指儒家經書，占15.5％；史部指曆史著作，占22．7％；“子部”指春秋戰國時期諸多名家的各一部著作，占26．7％；集部指曆代作家所寫的各種文體的集子和文學評論，占35％。1919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四部叢刊》，1927年中華書局印行的《四部備要》，都是收取四部的精華。隋煬帝曾辟四個書庫收藏經史子集，故古籍又稱“四庫”。
家譜
家譜，通常有懸掛的宗氏圖譜和帳簿式的家諸，有的叫做“家帳”。
過去，在祠堂裏，往往都供奉著本族的祖先，懸掛著世係圖譜，這稱之為“家譜”。家譜又名“家乘”。起源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當時有一種記述氏族世係的書叫“譜牒”。《史記》有“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之句；《後漢書》有“上告祖靈，下書譜牒”之句；隋代稱“譜係”。《隋書》載：“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今錄具見存者，以為譜係篇。”古代的“譜牒”、“譜係”就是後來的“家譜”。在曆史上，唐代尤為崇尚“家譜”。“貞觀韌，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國家並設有“圖譜局”，設置“郎令史”，掌握此項工作，於是，續譜之風盛行。在記述家譜的方法上，古人中出現了不同的主張與建樹，形成不同的風格與流派。以“蘇氏譜”與“歐陽氏譜”最為著稱。而且引起一些名家與學者的重視，形成了一項專門的學科，稱之為“譜學”。五代後，“譜學”日趨衰落。直到明代，明成祖朱棣“以靖難都北平”後，一般說，懸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山西、山東、河南、安徽等地的百姓遷到河北定居。人們懷念自己的故鄉，為了記住本族的發樣之地，書以家譜加以記載。於是，修譜之風又盛行起來。此後，不斷續寫，習以為俗。
一般說，懸掛的圖譜隻表示姓氏支脈的繁衍情況，隻記故去的死人。用作祭祀供奉，曆史價值不大。“家帳”譜則有這樣幾個內容：其一，記載了民族遷徙。一般都記載了本族遷徙的時間、地點以及輾轉行程的路線、奔波流離的苦難情景等。這為研究民族遷徙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其二，記載了名人傳略。一般家譜都記載了本族較有影響的人士，包括學位、官職、事跡等。如在清朝野史上都把大太監李蓮英說成直隸河間人，16歲入宮。他的故鄉——河北大城縣李賈村《李氏宗譜》對李蓮英的生卒年月、入官時間、官職品級以及隨駕幸熱河、狩西安等都有確切的記載，這就糾正了一些史書上的訛傳。其三，記載了當地的重要事件。一般家譜序言中記載了民族的興衰，社會變革，兵禍災異等情況，等於一個大事記，如大城縣白馬堂村《馬氏家譜》序言中有這樣一段：“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禍生不測，清兵紮營龍化橋，餘村被殺被擄者七十餘人，是亦先人之大不幸也……”像這樣大的事情，官辦縣誌大概怕犯忌諱則未敢披露。而譜書則直言不諱，大膽揭露了清兵屠殺平民這一暴行，這是他書所不及譜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