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字麵意義是遠。然而這裏不可拘守此義。這一指，已經使我們如同看到，隱約紅杏梢頭，分明挑出一個酒簾——“酒望子”來了。若真的距離遙遠，就難以發生藝術聯係，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無盡的興味：妙就妙在不遠不近之間。……周先生的解讀實在是十分貼切十分形象，它好就好在突出了詩的意境，再現了杜牧當年過“杏花村”的情景，這情景的要素便是筆者在前麵提出的四條。這四條是捆綁在一起的，同時具備了才行，而不僅僅是“酒”。其實在詩中，“酒”隻是一個道具，正如周先生說的，是用來驅寒、用來澆愁的，“酒”映照出來的是人的心境。心境不合，光有酒管什麼用呢？正因為此，這酒也無須是“名酒”，詩人本是路過，並非專程衝著“名酒”來的。倒是酒店（“酒家”）是重要的，沒酒店就沒人賣酒，沒人賣酒就喝不了酒。所以詩人“借問”的是酒店而不是“酒”，“牧童遙指”的也是酒店而非“名酒”（牧童年幼，恐怕也不知道什麼是“名酒”）。當然，“杏花村”也許真的產“名酒”，但也可能隻是農家自釀的普通的酒。對照這番解讀，汾陽杏花村和貴池杏花村雖然都是產酒的“名村”，但在其他方麵確還存在一些難解的疑問。
牽強的“汾陽說”
先說汾陽的杏花村。
古代汾陽有無杏花村？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池州日報》曾刊載郎世清先生的文章《“杏花村汾陽說”質疑》，該文中說：“筆者翻閱乾隆年間《汾陽縣誌》，查無‘杏花村’；在《藝文》卷中，收錄古人詩作多多，但查無唐、宋、元、明、清等曆代詩人吟詠汾陽杏花村的詩篇；更無記遊之類的文章。”如果郎文所引資料準確，那麼這實在是讓人費解的。
二是遍考杜牧的生平資料，沒有他到過山西的文字記載，清乾隆《汾陽縣誌》的《藝文》卷中，共收有九位唐代詩人的十二首詩作，但無杜牧之名。晚唐和宋人所撰寫的各種文獻，以及古《山西通誌》、《汾州府誌》、《汾陽縣誌》中，也沒有杜牧到過山西境內的記載。說杜牧到過山西者的唯一舉證，就是前麵說到的那首《並州道中》的詩。但這首詩是否真的是杜牧的作品是存在疑問的。這首詩收在杜牧的《樊川文集·別集》中。《樊川文集》本集二十卷是杜牧生前囑托其外甥裴延翰集輯並作序的，可信度高，而其《別集》和《外集》是由宋人集輯的，多有錯誤，可信度較差。繆鉞先生持的就是這種觀點，他在編《杜牧詩選》時在《前言》中寫道：“別集中如《邊上晚秋》、《青塚》、《邊上聞胡笳三首》、《並州道中》諸詩，也都可疑。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譜，考訂杜牧生平事跡，每年行蹤，曆曆可考，他未嚐到過並州與邊塞，這些詩可能也是他人作品混入者。”
最重要的是山西的氣候。趙濟、陳傳康主編的高校教材《中國地理》中指出：全國各地的幹濕季節變化可以歸納為七大類型，其中華北為“夏雨春旱型”，長江中下遊地區則為“春雨、梅雨、伏旱型”。我國降水量的空間分布是從東、南兩個方向向西北內陸減少，東南沿海的粵、閩、台和浙南的降水量一般都在1800—2000mm左右，長江中下遊流域為1000—1600mm，到了秦淮線一帶大致為800mm，黃河下遊、陝甘南部、華北平原約為500—600mm。又指出：華北區屬暖溫帶半濕潤、濕潤氣候，降水集中在夏季，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55％—75％，春季降水僅占全年降水的10％—20％，春旱夏澇發生頻繁。這種降水量少、春旱夏澇的氣候特征在山西應該說是表現得非常突出的。除了降水少，華北地區的雨型也與淮河平原及其以南地區不一樣。淮河平原及其以南地區的降水具有準靜止鋒性質，雨型是“連陰雨”，而淮河平原以北地區的降水呈過境鋒性質，不具有“連陰雨”特點。所以無論是雨季、雨量還是雨型，在山西都很難形成“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景象。
有人要說，凡事都有例外，也許杜牧去的那一年的春天，恰恰就春雨綿綿了。可惜這種假設不能成立，因為那唯一的例證——《並州道中》否定了這種假設。我且將這首詩錄在這裏，讀者一看便會明白——行役我方倦，苦吟誰複聞？
戍樓春帶雪，邊角暮吹雲。
極目無人跡，回頭送雁群。
如何遣公子？高臥醉醺醺。
假如我們同意杜牧正是在寫這首《並州道中》的時候到了並州，並前往了汾陽品汾酒，那這“戍樓春帶雪”的景象與“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景象如何放到一起呢？所以，唯一的假設也不能成立，“清明時節雨紛紛”絕不是寫的汾陽，杜牧詩中的“杏花村”也絕不是產汾酒的汾陽杏花村。
也許從前的研究者也早已注意到“杏花村汾陽說”的牽強，所以在1999年版《辭海》中所錄“杏花村”詞條下還有這樣的義項：
在山西汾陽市東部。相傳自南北朝以來，即以產“汾酒”著名，享有“甘泉佳釀”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