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說它是汾酒的產地，卻隻字不提它與杜牧“杏花村”的關係，可見編者的態度了。
“貴池說”的疑點
長期以來，貴池杏花村作為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已經有了比較廣泛的認同。這種認同主要建立在三個基石上：一是貴池確有一個杏花村，且以產酒著名；二是杜牧曾任池州刺史，其州府所在地就是貴池；三是池州地處長江中下遊，這一帶的氣候特征是春天多雨，常有“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景象。有這三個基石，如果不做深入的研究，很容易產生簡單的認同。事實正是這樣，提出“杏花村貴池說”的人們正是這樣推理的：杜牧在任池州刺史時的某一天，下著蒙蒙細雨，杜牧因為心情不好，一個人往郊外走去，想要尋一個飲酒的地方，於是向路上的放牛娃詢問，放牛娃便用手指著告訴他：前麵杏花村有好酒。
事情就這麼簡單，然而疑問也是這麼簡單：
第一，杏花村近在肘腋之間，（明嘉靖二十年《池州府誌》：“杏花村在城西裏許”），杜牧作為一州刺史，轄區內有這麼一個名勝，他能不知道？還用得著問路於放牛娃嗎？
第二，或曰：杜牧是第一次去杏花村，所以要問路。但杜牧作為一州刺史，最高行政長官，為什麼不帶隨從作為向導，偏要去問路於放牛娃呢？
第三，又或曰：杜牧是剛赴池州任時去杏花村的，第一次到，所以要問。那麼，人們也要問：杜牧是什麼季節去的池州？走的是什麼路線？可有人接待？
這就要回到我前麵提出的四條立論基礎上來。要證明杜牧“杏花村”在池州，僅有前麵提到的三個基石是不夠的，還必須弄清楚杜牧第一次來池州的時間、線路、情景、心情諸要素。
真實的情形是怎樣的呢？杜牧的《祭故處州李使君文》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回顧他初赴池州刺史任時的情形，茲錄於下：
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州，葭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強。律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並忘。幸會交代，沿楫若飛，江山九月，涼風吹衣。為別幾時，多少歡悲，誌業益廣，不可窺知。
長人之術，酋為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僛垂，語公之餘，且及其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杜牧全集》卷14）這一段文字中含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第一，杜牧於會昌四年（844）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他往池州赴任的時間是農曆九月。關於這，各種寫杜牧生平的書籍都是這麼記載，應無異議。第二，杜牧走的不是旱路，而是水路，從黃州乘船東下直達池州。兩州均臨長江，這麼走是最方便的。第三，池州原刺史是李方玄，杜牧去是接替李任刺史的。而李則改任處州刺史，但新的任命文書還沒到他就去世了（杜牧有詩名《池州李使君歿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所以杜牧的這篇祭文是“祭故處州李使君”。第四，杜牧與李方玄是故交，他們年輕的時候在京城相遇，都還沒長胡須（《祭故處州李使君文》：“憶昔相遇，兩未生須”）。大和七年（833）兩人又在宣州見麵，高談放論，歡聚多日。杜牧任黃州刺史期間，兩人常有書信往來，所謂“唯君書信，前後相望”。第五，杜牧去池州赴任，因能再次與李方玄相會，所以他心情急迫而興奮。“幸會交代”，是說為能碰上接替李方玄的職務這麼一個機會而感到幸運。“沿楫若飛”，是說船行得很快，表現了杜牧急切興奮的心情。第六，在池州與李方玄相聚的那些日子，兩人相處得十分快樂，“縱酒十日”，還有歌舞助興。談論的問題除了公務，還有私事，就是在這次會麵期間，兩人結成了兒女親家，李方玄將小女兒許配給了杜牧的大兒子。由此可以看出，杜牧第一次去池州，不是在“清明時節”去的，而是在九月。選擇的線路不是旱路（“路上”），而是水路，是乘快船去的。他這次去不僅僅是履新，還是會友，因而心情急切而興奮，沒有任何“斷魂”的跡象。到池州後，與友人歡聚，連續十天吃酒，欣賞歌舞，談論公事，又暢敘友情，心情一直都是很好的。據此，說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就是池州貴池的杏花村也是失之草率的。
可貴的質疑和探索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江樂山先生就發現了“杏花村貴池說”的不可靠，並發表《杏花村考》一文（載於湖北大學《中學語文》1986年第8期），在文中提出：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其實就在齊安（湖北黃州）的麻城縣古鎮歧亭鎮旁。江文認為，“杜牧調池州是在會昌四年（公元844）的‘窮秋’，而不是清明”，“到貴池後，即使於某清明節外遊過杏花村，其路程很近，因杏花村就在貴池西郊一公裏處，故不會產生‘斷魂’之感，也不會孤身冒雨趕路。”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他這種大膽質疑的學術精神是很難能可貴的。
江文在考證“杏花村”在歧亭的這一論題上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證明“歧亭處於洛陽至黃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來的古城”，鎮北五裏處有杏花村，村中有美酒；杜牧任黃州刺史時曾上黃陂（唐時屬黃州，今武漢市黃陂縣）境內的木蘭山（有《題木蘭廟》一詩為證），這一日可能正是清明，杜牧在路經歧亭時可能到“杏花村”飲酒，並作《清明》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