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這是一首思鄉詩。嗚咽的號角、散淡的秋陽引起了詩人無限的思鄉情，於是登上黃州（亦稱齊安郡）城樓向西北的家鄉眺望，可是故鄉實在太遠，望也是沒有用的。故鄉到底多遠？沿途要經曆“七十五長亭”。唐時驛站，三十裏設一長亭，七十五長亭是二千二百五十裏。這正是詩人從長安至黃州所經曆的路程，今日“回首”，仍記憶猶新，曆曆在目。是啊，這是一次長途跋涉的苦旅，一次“斷魂”之旅，怎麼可能忘記呢！有趣的是，這個距離與今天乘火車從西安到黃州的距離也是基本相同的。這足以說明杜牧從長安到黃州行的是旱路，是經河南入湖北麻城再至黃州的，這在當時也是唯一便捷的道路。
第三，杜牧是在“清明時節”從歧亭路過的嗎？先看看杜牧自己的說法。《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
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歸卻京師。明年七月，出守黃州。（《杜牧全集》本集卷16）這是說，他於會昌二年七月出守黃州。又《黃州準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醜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禦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於皇帝。受冊禮畢，禦丹鳳樓，因大赦天下，鹹告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準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享神雲。（《杜牧全集》本集卷14）從這段引文看，杜牧在會昌二年四月，至少是六月已經在黃州刺史任上。“七月”與“四月”或“六月”顯然是矛盾的。對此，繆鉞先生在《杜牧年譜》中有一段合理的解釋：
考本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文中有“黃境臨蔡”語，故知為守黃時作）雲：“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蓋作於六、七月間，而文中有“牧為刺史凡十六月”之語，若七月上任，至翌年六、七月，甫十二、三月，不得雲十六月，若二、三月間上任，至翌年六、七月，適為十六月，且與《祭百神文》中所言四月守黃州事合。蓋《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明年七月”句中之“七月”，本作“二月”或“三月”，後人傳抄，因涉上文“其年七月”而誤作“七月”也。
從上麵的引文可以看出：杜牧是在會昌二年二、三月間到的黃州，四月，武宗皇帝詔令各州刺史祭祀各自境內對人民有好處的神靈，六月十八，杜牧在黃州主祭諸神，第二年六、七月間，天旱，杜牧在黃州主祭城隍神求雨，這時他到黃州已經十六個月了。這樣就可以認定，杜牧是在會昌二年二、三月間到的黃州，因這裏用的是農曆，所以二、三月間正是所謂“清明時節”。
第四，杜牧是懷著“斷魂”的心情赴黃州的嗎？這裏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杜牧的出身。杜牧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生於唐京兆府萬年縣（今陝西省西安市），其家自西漢時的禦史大夫杜周開始，世代為官，門第顯赫。杜牧的祖父杜佑在唐德宗、順宗、憲宗三朝作宰相，位極人臣，建私第“樊川別墅”為京兆一景，編《通典》二百卷，是我國典章製度方麵的名著。這樣的出身使杜牧深受影響，他祖父對他的影響尤其巨大。他決心繼承“家風”，年輕時讀書就注意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尤其注重研究兵法，正如他自己所說：“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於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他研究的重點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杜牧全集》卷十二《上李中丞書》），曾注解《孫子》兵法十三篇，還寫了《戰論》、《守論》、《原十六衛》等軍事論文。二十三歲作《阿房宮賦》，人稱有“王佐之才”（見《唐摭言》卷六《公薦》篇吳武陵薦杜牧語）；二十六歲進士及第，製策登科。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實現像他祖父那樣的政治抱負。這種抱負，他在《郡齋獨酌》一詩中有很形象的表述：
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
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
腥膻一掃灑，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
就是說他的理想不是為了妻子兒女，而是要輔佐君主，削平藩鎮，收複河湟，使人民安居樂業，發展生產。然而，杜牧在仕途並不得意：中進士第後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七個月後，即開始了長達十年（大和二年十月至開成三年冬，即828—838）的幕府生涯，先後做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府幕僚，（其間，於大和九年至開成二年初兩年的時間裏，回朝任監察禦史，分司東都）；開成四年（839）初春，回京任左補闕、史館修撰，官階為從七品上；開成五年升膳部員外郎（從六品上），不久又調任比部員外郎；會昌二年（842）春，外放任黃州刺史（正四品下）。從進士及第到外放黃州，十五年過去了，年屆四十，好不容易熬到一個京官，卻又被外放到一個“戶不滿兩萬，稅錢才三萬貫”（《杜牧全集》卷十五《黃州刺史謝上表》）的小州任刺史，而這時他的堂兄杜悰已經做到淮南節度使，身居相位了。兩相對照，其失意和憤懣是可想而知的。這種情緒，常流露在他此後所寫的詩文中。剛來黃州不久，他就給時任池州刺史的好朋友李方玄寫了一封信，信一開頭就大發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