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之所稟，闊略疏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複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睹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腸，折仆之脛，知仆者不能持一飯與仆，仆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杜牧全集》卷13《上池州李使君書》）這段話的意思：自己平生性情剛直，厭惡奸邪諂媚，不肯以逢迎拍馬來求得仕途上的進取，因此有人痛恨自己，有人了解自己。痛恨自己的多是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排擠打壓自己；而了解自己的都是些年輕氣盛、無官無勢、不懂官場鬥爭手段的人，不能對自己升官有任何幫助。在這種情形下，自己能做個偏僻小郡的刺史已經很不錯了，還敢有什麼奢望呢？真是憤懣之情，溢於言表。
杜牧為什麼被外放黃州？一般認為是遭當時的宰相李德裕排擠的結果。杜牧《祭周相公文》中曾說：“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忍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黃岡大澤，葭葦之場。”（《杜牧全集》卷十四）這裏不僅表明了對自己外放黃州的不滿，而且指責了會昌初年朝政的黑暗，並且點明了造成這黑暗的人為柄政者。那誰是柄政者呢？當然就是宰相李德裕了。李、杜兩家本是世交，李德裕對杜牧的弟弟杜很器重，屢次辟召為幕僚，為什麼偏偏不喜歡杜牧呢？這與當時的牛、李黨爭有關。李（德裕）黨與牛（僧孺）黨鬥了幾十年，是宿敵，而杜牧在牛僧孺淮南節度使府做過掌書記，兩人私交很好，這就導致李德裕認為杜牧是牛黨的人，因而予以排斥。李德裕並非不了解杜牧的才幹。在他任宰相期間，討伐澤潞，抵抗回鶻，杜牧都曾上書論用兵方略（見《杜牧全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卷十六《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李也欣然采納，但對杜牧始終不予重用，可見他對杜牧成見是很深的。在整個李德裕任宰相期間，杜牧一直在外任刺史，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心情一直都很壓抑，正所謂“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吊影自傷，向隅獨泣。”（《杜牧全集》卷十六《上吏部高尚書狀》）在這種背景下，杜牧隻身遠守黃州，其內心怎麼會不抑鬱惆悵呢？想他一路出潼關，跨中原，渡淮河，越大別山，到達麻城歧亭時，已離家兩千餘裏，正遇清明時節，春雨蒙蒙，長途跋涉，人困馬乏，回望長安，思念家人，想平生遭際，壯誌難酬，於是，失意、感傷、怨憤的情緒填滿胸臆。這就是杜牧赴黃州道經歧亭杏花村時的真實心境。
結論與補充說明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既不是山西汾陽的杏花村，也不是安徽池州的杏花村，更不是別的什麼杏花村，而隻能是湖北麻城市歧亭鎮北三裏處的杏花村，即北宋時蘇軾的朋友、著名隱士陳季常隱居的杏花村。
但有一點要補充說明：這個結論的前提，是《清明》這首七絕必須是杜牧的作品；如果不是，那這結論當然也不成立。
為什麼要說明這一點？因為杜牧這首詩不見於《杜牧全集》，不但本集中未錄入，連別集、外集中也沒有。目前我所知道的，這首詩最早見於《千家詩》。《千家詩》這本詩集是由南宋詩人謝枋得編的《重定千家詩》和明朝王相編的《五言千家詩》合並而成的，其中七言律詩全是謝編的。這本詩集因長期以來作為兒童啟蒙課本使用，所以影響十分廣泛。在這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沒有人對《清明》詩的作者提出任何異議。
出現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本文前麵已經提到，《杜牧全集》並非杜牧在世時親自編輯，而是在他死後由他的外甥裴延翰編纂的。而這說的隻是本集，外集和別集則是由宋朝人補編的。杜牧一生著述頗多，他臨終前“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這十之二三就是裴延翰所編的本集，共收詩文456篇，其中詩258首。由宋人補編的外集、別集收入杜牧詩178首。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杜牧全部作品的一半，大部分已散佚。這散佚的詩作一部分落入他人手中，於是便出現了像《清明》詩這樣不見諸《杜牧全集》卻見諸《千家詩》的情形。但這畢竟不像本集中的詩文那麼可靠，所以後人選編或選注杜牧的詩，大抵不選這首詩。倒是由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鬆林等古典文學專家撰寫鑒賞文章的《唐詩鑒賞詞典》不忍割愛，選了這首詩。
筆者深信杜牧就是《清明》詩的作者，所以才做了這篇文章。但這隻是筆者的觀點，讀者諸君盡可放出眼光，認真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