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廣為人知的詩歌天堂，所謂“唐詩宋詞元曲”，其中把詩歸結於唐，也可看出唐朝在詩歌曆史上的地位與壟斷之勢。而關於唐詩繁盛的原因，從古至今，眾說紛紜。總和起來，就是唐朝的經濟，政治，文化，曆史這四方麵都極為適合詩歌的發展，從而使得其在唐朝達到一個空前絕後的頂峰。唐代發達的經濟，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在曆史上，唐朝時期的中國是個可稱之為天朝大國的時代。大唐王朝則是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頂峰。如此繁榮的經濟給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通俗地講，就是如果人民還吃不飽肚子，在腦袋隨時可能搬家的狀態下，恐怕不是大發詩情的好時機。而唐代國富民強，前有太宗貞觀，後有玄宗開元。杜詩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社會幾乎達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這樣國泰民安的“和諧盛世”，詩歌找到了能讓其茁壯發展的肥沃土壤。而唐代實行的寬鬆政治政策，也對詩歌的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統治者所實行的儒釋道並存、廣開言路、經詩賦取士等一係列政策、措施，是唐詩繁榮的又一社會原因。具體來講：
首先，唐人胸襟開闊。作為統治這個朝代的王族，唐帝國一代雄主傲視群倫，胸襟眼界之開闊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國曆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民族大融合。連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統，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備了前所未有的開明。大唐朝奉行的國策是“中國既安，四夷自服”，講究對待外族一視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華文化之中，呈現一片天朝大國的風尚。當今中國，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這與唐代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詩人具備了“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般如許的胸襟，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其次，唐朝極重詩才。嚴羽的《滄浪詩話》曰：“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雖不全麵，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開科取士，第一場即考詩賦，考五言排律，每詩要求12句，太宗開［文學館］（弘文館）以征文人。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唐代的統治者之好詩詞歌賦，尤甚往朝。康熙年間編定的《全唐詩》，錄入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並序》列位卷首。而後的高宗，則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都對此十分重視。不僅如此，王室成員中的後宮佳麗，公主王孫，能言詩的也不在少數，他們所起的引領推動作用也不可忽視。
唐皇帝重視詩，更重視詩人，很少興文字獄。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賀知章歸四明》，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連犯了死罪的詩人照樣為他們編輯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寬容，曆代少有。唐代詠史詩、諷喻詩，直露且鋒利非常，比起前代被貶的蘇東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誅族慘案，唐代的詩人是很幸運的。他們的君王既不特別神經過敏，也不過於疑神疑鬼，否則以當時的文風，十有八九是要殺頭的。朝廷看重詩人，世人仰慕詩人，詩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在這種社會導向下，許多文人學子都把追求詩“境”作為自己的理想，誦習詩賦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門磚。李白剛到長安時，因沒有什麼名氣，便帶著自己的詩作去晉謁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賀知章。賀看了他的《蜀道難》，揚眉讚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於是他把李白推薦給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從此名揚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題為進士中舉之捷徑。有個叫魏萬的人，從河南跟蹤李白，奔波三千裏，終於得到李白的《還山詩》一首，魏萬靠此詩居然金榜題名。我們從這裏不難看出，社會的導向作用對唐詩的發展與繁榮有著何等的影響。
唐以進士科取士，應試者必須長於作詩，而這也就成為士人們獲取功名的正路，唐詩也因以詩賦取士而繁盛起來。高宗時，進士科加試“雜文”（詩賦），是以詩文茂美者入選之始。及至盛唐，詩賦取士更見推重，玄宗朝的進士及第或位極卿相者如張說、張嘉貞、張九齡等，都是精於詩賦的。唐朝的文官幾乎無一不是詩人，詩作數量之多實在驚人。清康熙時曹寅輯的《全唐詩》，所收詩達48900多首、作者達2300多人。應該說，這一數字雖然驚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第三，文化背景獨特。這也是唐詩不可或缺的興盛條件之一。其一，唐朝上至宮廷秘聞，下至生活百景無一不可入詩，內容比前代豐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並存，古體近體兩種詩體共生。豐富的文化背景，給唐詩帶來了絢麗多彩的發揮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