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否，東方文化也必須受那五個階段的製約。在規律麵前，方方平等。我拿中國文化作一個例子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湯因比在他的書中曾把中國文化分為幾個文明。其說能否成立，姑置不論。但是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有過幾次“輸液”或者甚至“換血”的過程。印度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是第一次“輸液”。明清之際西方思想傳入，是第二次“輸液”。五四運動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輸液”。有這樣幾次“輸液”的過程，中國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這樣的“輸液”，西方文化是不明顯的。工業革命以後的繁榮階段，更是根本沒有。這是東西方文化最顯著的區別之一。
基於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見。
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上麵二裏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但是，慎之在《後記》裏十分強調說：“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因此，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嘮叨上幾句。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理論（慎之的“論”），毋寧說它是一個曆史事實。既然在人類曆史上有過許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滅滅，變動不已，從廣義上來看，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把範圍縮小一點，縮為東西兩大文化體係，情況稍有不同。在這裏，曆史上曾有過“三十年河東”，現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個“三十年河東”，這就有點理論味道了，因為曆史還沒有證明其“是”與“否”。我認為是“是”，理由上麵二裏已經陳述過了。至於究竟如何，那就有待於曆史的證明。黑格爾用正-反-合這個公式說明事物發展規律。我覺得，在東西文化的關係上應該是正-反-正。但是我對於理論不是內行，提出來求教於通人。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一個古老的笑話，是關於兩個近視眼看匾的，內容大家都知道的。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討論的問題，等於還沒拿出來的那一塊匾。這樣的問題隻有曆史的發展能最終解決，理論不管多麼完美，多麼奇妙，在沒有被事實證明以前，都隻能說是空想。因此，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就到此為止，今後不想再寫21世紀“暢想曲”了。這個問題留給文學家，留給詩人去處理吧。
下麵介紹第二篇文章：鄭敏教授的《詩歌與科學：世紀末重讀雪萊〈詩辨〉的震動與困惑》。雪萊（1792年~1822年）這一篇文章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真正閃耀著“天才的火花”。西人有言：“詩人是預言家”，這話極有見地。詩人大概比我在上麵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視眼要高明得多多了。鄭敏先生又以自己詩人的敏感寫出了重讀這篇文章的震動與困惑，極具有啟發性。這與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幾乎完全符合。我不禁有點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麵就鄭敏教授的文章談幾點意見。
一、雪萊預言工業發展的惡果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以驚人的詩人的敏感，在西方工業發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時候，預先看到了它能產生的惡果。因為我自己沒有讀《詩辨》，我隻能依靠鄭敏先生的介紹，我還是抄一點她的文章吧：
在他的感受裏19世紀上半期的英國文化和人民的心態可謂病入膏肓。人們醉心於利用新興的科學占領財富，一味放縱鑽營的才能，而忽視心靈的培養。人們以機械的生產壓製真正的創造性，而隻有創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識的源。在《詩辨》中雪萊指控工業革命將人們引上貪財、自私、愚昧的道路。
鄭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麵又寫道：從17世紀到19世紀，西方文明在強大富裕的路上疾馳，價值觀念經受強大的衝擊，科技的驚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學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