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積累財富所需的知識和理性活動成為文教界所重視的，而詩和想象力由於其無助於直接換取市場上的優勢而受到忽視，前者雪萊稱之為鑽營的本領，詩人意識到物質的豐富並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發展。
這些話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也還有其借鑒的意義。我並不主張一切的財富積累都必須反對，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條，為我所不取，但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不應該進行點精神文明方麵的教育嗎？
接下去，鄭敏教授根據雪萊的預言列舉了一些隨著高科技在20世紀的發展而產生出來的“罪惡”：原子彈、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戰火、森林的被破壞、海洋受汙染、動物種類不斷減少、臭氧層遭破壞、吸毒的蔓延、國際販毒活動猖狂、黑手黨的暴力活動、滅絕種族的納粹大屠殺、恐怖的夜間失蹤、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這同我在一些文章中列舉的“弊端”，大同而小異。真是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栗。
二、雪萊開出的藥方
上麵列舉的那一些現象，不管稱之為什麼，反正都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必須有解救的辦法，必須有治這些病的藥方。
根據鄭先生的介紹，雪萊開出來的藥方是詩與想象力，再加上一個愛。
根據鄭先生的解釋，“詩”，在很多情況下指的是詩的功能。雪萊認為，詩是神聖的，它具有一種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惡。“想象力”，雪萊在《詩辨》中提出了它作為對物質崇拜和金錢專政相對抗的解毒劑。這種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圖的理念、康德的先驗主義，以及大量帶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義。在《詩辨》看來，那在富與高尚之間遺失的環節，就是想象力和詩。
雪萊醫治人類創傷的另一劑良藥就是“愛”。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更說愛這雙有醫療功能的翅膀擁抱滿目瘡痍的世界。
總之，雪萊的浪漫主義想以愛來醫治人的創傷，以想象力來開拓人的崇高，以詩來滋潤久旱的土地。他的這一些想法，我們不見得都能接受。但是，這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啟發性，則是必須肯定的。
三、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一講到愛，就會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掛上了鉤。在這個問題上，鄭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論述。我在下麵抄一段她的話：譬如當一部分人為了發財而瘋狂的破壞自然時，詩心使得一些人抗議濫殺野生動物，破壞原始森林，破壞臭氧層。愈來愈多的人走出以“人”為中心的狹隘、愚昧的宇宙觀，認識到自然並不是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護自然。盲目破壞自然環境，最終是要受到自然的懲罰。在工業的初期，人類興奮於一些科技的發明而以為人類萬能，自我膨脹。……使人類在愚蠢的謀財過程大量傷害了自然，今天我們已看到人和自然間的文本的關係，人的存在因自然受傷也麵臨危機。
這些意見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意見的正確。中國和東方一些國家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達的正是這種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類滅亡的金丹靈藥，雪萊提出來的是想象力、詩和愛，我們東方人提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歸，不必硬加軒輊。
四、西方向東方學習
寫到這裏，已經接近西方必須向東方學習的問題了。
關於這個問題，鄭敏先生介紹了一些情況。她說，隨著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化時代，西方思潮中發展了一股向東方文化尋找清熱解毒的良藥的潛流。她舉出了一些例子，比如20世紀初的費諾羅薩（Fenollosa）和龐德（Ezra Pound）對中國文字和古典文學的興趣。“這一支向東方文明尋找生機的學派雖然在20世紀以前已經開始，但在19世紀與20世紀發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頗有影響的亞文化。從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響來講，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希望將東方文化作為一種良藥來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質沉澱的阻塞。”在這裏，鄭敏教授舉出了F·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海德格爾，還有日本學者Tezuka（手塚），以及德裏達關於語言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