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軍思想的核心，是以“禮治”為根本。這裏有必要談談後來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的《司馬法》。《司馬法》成書於戰國中期，但有古遠的淵源，其中包括不少春秋乃至西周的軍禮條文。《漢書·藝文誌》把《司馬法》列入禮類，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取《司馬法》中軍禮條文，與《左傳》《周禮》中所載軍禮合觀，可以看到，從西周到春秋以禮治軍是一個重要的傳統。這個傳統被早期儒家繼承並有所改造。
孔子以“克己複禮”為己任，十分重視禮治與用兵的關係。他認為治理國家要以禮治為根本，國君首先要差注的應是禮儀之事，而不是軍旅戰、陣之事。因為不懂得禮治，也不可能懂得治軍用兵。孔子是以禮治為足食、足兵的根本的。
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力主以禮義教化人民，讓人民平時培養出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竭誠盡忠、恪守信用的美德。他認為這樣的人民可以用木棍擊敗擁有堅甲利器的敵軍。
荀子發展和改造了孔、孟的治軍思想。他認為禮治是治國的根本，也是治軍的根本，強國強兵要以尊崇禮治和賢人為基礎。他說：國君不尊崇禮義，兵力就弱，隻有重視禮義教化，養成仁義之師，方能威行天下。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把法家富國強兵的基本主張也納入禮治的範疇，將禮和法有機地統一起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荀子提出“隆禮效功”為上的治軍原則。禮義與軍功並重，兼容了儒、法兩家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