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張富國強兵，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是發展國家經濟，尤其是發展農業。《管子》指出，守住領土關鍵在守城，守住城池關鍵在軍隊，軍隊的保障在民眾，民眾所依賴的是糧食。所以，富國一定以糧食為基礎。發展糧食，搞好經濟，是修明內政的重要標誌。內政修明，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由此引申開來，《管子》並不反對戰爭，但卻不主張長年征戰。因為長年征戰，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使國貧民饑，兵敗失地。
《商君書》主張以戰去戰，以強大的軍隊去奪得天下為達到這一目標，必須重戰與重農相結合，以此為富國強兵的綱領。它提出，國君要教育人民專心從事耕戰，即使糧倉充盈也不能放鬆農耕。要立法以保證耕戰的推行：人們獲取利祿官爵，隻能走耕戰這一條道路；壓製和取締那些妨礙農戰的說客、遊士和商賈等，重罰那些棄農畏戰的人；廣招韓、趙、魏的人民來秦國墾荒務農，並給予他們免除一定時期賦役的優惠，等等。
《韓非子》高度讚揚商鞅使耕戰之士顯貴的做法，認為這樣能使國君地位尊貴穩固，使國家逐步走向富強。韓非指出，不重視農業，不作好戰守的準備，使耕戰之士困窮，蓄積財物寡少，是亡國的征兆。韓非也主張獎勵耕戰，但反對商鞅機械地以此賞功、賜爵、升官，而認為委任官員主要應看智能、才幹。
法家重戰重農，強調由此而實現富國強兵，是切合當時國情和戰爭需要的。這些主張對後世兵家的後勤供給思想和積糧備戰思想有較深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