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指出：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1］，論文要“顧及作者的全人”，否則“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2］。
前人和時賢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探奧發微，多所貢獻。但遺憾的是，對《文心雕龍》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卻往往略而弗詳。誠然，史書對劉勰身世的記載都甚粗略，他的文集也已亡佚，這均為探究劉勰生平帶來了困難。但是，隻要我們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對現存資料進行深入細致的鑒別分析，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結論，也並非絕無可能。而這種探討，對於深入研究《文心雕龍》又必能大有助益。本文，就是這種探索的嚐試。
一、關於劉勰家世
談到劉勰的家世，人們往往根據《宋書·劉穆之傳》關於劉家為“漢齊悼惠王肥後”的記載，而定劉勰出身於名門士族，又以《梁書·劉勰傳》關於“勰早孤，篤誌好學，家貧不婚娶”的記述，而定他出自一個破落士族家庭。這種簡單化的推論，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無疑，漢高祖的兒子劉肥是地道的世家大族。但並不能由此斷定，數百年之後的劉勰就一定是士族出身。這是因為，士族地主雖然竭力維持並強固其政治、經濟特權，但由於曆經農民起義的掃蕩，南北兩朝的對峙，士族政權的頻繁更迭，豪族間和士庶間的激烈競爭，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也不會一成不變。
根據現有資料，考察劉勰曾祖之後的幾代，很難得出劉勰是士族出身的結論。從《宋書》的《劉穆之傳》、《劉秀之傳》和《南齊書·劉祥傳》來推算，穆之、秀之和祥分別為劉勰的曾祖、祖父、兄弟幾輩人。傳稱穆之、秀之“爰自布衣”、“少孤貧”，還談到祥曾被權貴斥之為“寒士”。而且，劉穆之也自認“家本貧賤”。在南朝，人們每每以士族身份為榮，決無本為士族卻謙稱庶族之理。這些史傳還記載，劉穆之很能體察下情，斟酌時宜，限製“盛族豪右”的“負勢陵縱”；劉秀之則有治理襄陽六門堰，整肅士族“聚蓄”、“自資”之風的政績；劉祥敢於當麵譏刺權貫褚淵，並用連珠詩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此類舉動，也不可能是士族地主之所為。另外，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作武將或其他雜業就不算純粹。而劉穆之，卻是幫助宋高祖東征西討的將軍，劉秀之也任過武職，他們還都作過其他雜官。劉勰的父親劉尚也是武將。還有，南朝士族政權是用法不及權貴的。但從上述幾篇傳記可以看出，在宋齊兩朝，劉家卻屢有遭受彈劾者，有的甚至隻因“廟墓不修”而治罪。當然，情況是複雜的。士族內部不同集團間也有明爭暗鬥，個別士族也有身陷囹圄者，宋的謝靈運，齊的謝眺，即是兩例。但他們畢竟是因“無君”、“反叛”的大罪獲誅，而不是因“廟墓不修”之類的小過得咎。
由上觀之，與其說劉家近於純粹的士族，毋寧說近於一個庶族官僚地主家庭。但是，是否象有些人所形容的，劉勰很“窮苦”，連生活問題都不能解決呢？也不是。劉勰先祖中的穆之、秀之都曾官至三品。穆之嚐由高祖“委以腹心之任”，“內總朝政，外供軍旅”，生前食邑千五百戶，死後進封三千戶。劉秀之也封邑千戶，其家還接受過皇帝的巨額賞賜。當劉祥大發牢騷的時候，南齊皇帝批評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不該有不滿意的地方。（以上分見三人本傳）可見在宋齊兩朝，特別在宋朝，劉家確乎是顯赫一時的。一般隻能由士族中人充任的上品和職閑廩重的“清官”（其他官職稱為“濁官”），劉家也能分一杯羹。此外，士族通婚很重門第，極少與寒門通婚。而何、顏大族卻與劉家有姻親關係，何承天以女妻秀之，顏延之以妹嫁穆之的長子慮之。當然，宋齊兩朝，隨著庶族力量的增長，都曾利用一些寒人掌管機要，以適當限製士族，有的士族也通過與有權勢的庶族攀親以維護自身利益，因而不能由此確認劉家即為士族。但是，劉家的社會地位畢竟不是很低，卻可以由此獲得證明。
劉家確曾分享過士族政權的一些政治、經濟特權，說他們很“窮苦”，並不符合實際。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這個家庭也確在走著日漸衰落的道路。由宋到齊，其權勢越來越小，官位越來越低，受罰越來越多。這敗落的原因，史書沒有詳明的記述，但據有關資料提供的一些跡象判斷，很可能與宋齊禪代和士庶政爭有關。劉穆之是宋高祖的佐命元勳，劉秀之的父親及其本人，也都是宋的開國建國功臣。齊代宋，劉家的地位發生若幹變化並不奇怪。在齊受禪後，劉穆之的重孫劉彪，劉秀之的孫劉雋，就分別受到除官降職的處分（見劉穆之、劉秀之傳）。如果他們不觸犯蕭齊王朝，而是仰承王權鼻息，南齊政權也會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劉祥開初的“位涉清途”就是證明。但是，桀驁不馴的劉祥卻不僅撰宋史“譏斥禪代”，而且“輕議乘輿，曆貶朝望”、“輕肆口噦，詆目朝士（《劉祥傳》），他因此而受到流放廣州的懲罰就毫不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