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的人格本體自覺，還表現於對文學性情的重視。劉勰雖然承接先儒，主張“況乎文章，述誌為本”（《情采》），但這“誌”畢竟不完全等同於以往的政治理想，而增強了作家個性和性情的時代內容。這一傾向貫穿全書。特別是論述文學風格的《體性》篇，更是充斥著對文人個性的尊重。文章充分肯定了“才”、“氣”、“情性”對文學風格的決定作用，認為“各師成心，其異如麵”、“吐納英華，莫非情性”，並特別強調了“才力居中”，並具體論列了司馬相如等十多位作家的創作個性。《事類》集中論述了“才”與“學”的關係，提出“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為盟主，學為輔佐”的主張。像劉勰這樣全麵係統地論性情、才氣，並將之提到如此高的地位，確實少見，對漢代之前的文論，更是一種劃時代的超越。這種態度，使劉勰與《顏氏家訓》激烈批評“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不同，表明了對潮流的積極順應。
不過，這裏有必要指出，劉勰既有呼應時代潮流的一麵，也有與潮流保持距離的一麵。六朝以士族地主為代表的人格覺醒，追求的是逍遙浮世的人格理想，其標榜的性情是獨立任氣、非聖無法的。而劉勰由於身世和學術淵源不同，所標舉的性情則有異於此。劉勰表現出強烈、執著的入世精神。這種精神，是《文心雕龍》本體之“道”的一個重要現實內容。或者說，劉勰把他要強調的倫理內容本體化了。從社會學角度看，它反映了當時庶族知識分子參與時政的強烈願望。這種積極入世思想，對文人脫離現實的虛浮之風，是一種有力的矯正，從而形成劉勰在學風和文風上“正末歸本”的推動力。當然，劉勰的這一合理性立場，有時也表現出過於拘謹，有損於標舉性情的解放性質。例如，《史傳》篇就曾指責史遷“曆詆後世”、“任情失正”，對“情”給予了失當的約束，表明他不能真正理解憂憤深廣的司馬遷。嗚呼，“知音其難哉”！
三、思辨方法與論證法式
前文曾述及，中國古代哲學本體論與發生論緊密相聯。而本體論與發生論又往往直接轉化為方法論和思辨方法。與本體論相聯係的方法是“舉本統末”，與發生論相聯係的方法是“原始要終”，這兩種方法，又密切聯係。史遷《報任少卿書》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一學術主潮，也與這兩種方法相關。“究天人之際”與本末之學相通，“通古今之變”與終始之論相連。這種方法論特色，源遠流長，在先秦兩漢典籍中已有所論列，尤以《周易》、《老子》兩書最為集中。《係辭下》曰：“《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虞翻注曰：“質，本也。”崔憬注曰：“質，體也，言《易》之書，原窮其事之初，若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孫星衍《周易集解》）這說明，“原始要終”與“探本求末”完全一致。《老子》五十二章謂：“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複守其母。”所謂“母子”也就是“本末”，與“始終”相對應。十四章又將此簡化為“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道”即“本”，“有”即“末”。其他典籍也間有此類說明。《墨子·非攻》：“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見”與“隱”也就是“末”與“本”。《禮記·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乃互文見義，“本末”與“終始”相應。
時至魏晉南朝，隨著認識能力的提高，對上述方法特色的論述就更為多樣充分。主宰當時學術潮流的玄學，及影響較大的佛學，無不關注本末、終始問題。王弼《老子》十四章注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宗”、“道”也即“本”，“有”即“末”，二者與“古今”相對應。王弼《老子指略》又謂：“夫欲定物之本者，則雖近必自遠以證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則雖顯而必自幽以敘其本。”“證始”與“敘本”相對應，本體方法與曆史方法相一致。順便說及，玄學的“言意之辯”也與“本末有無”之論直接相關。玄學家有一派重“意”輕“言”，恰與其崇“本”息“末”相呼應，主張為了追求“常”、“真”也即“本”，必須不受“象”、“言”也即“末”的束縛。這種方法特色，也影響到佛學。湯用彤曾指出：“晉代以玄學、般若之合流，為學術界之大宗”［3］；“夫般若理趣，同符《老》、《莊》”［4］；“而本末者，實即真、俗二諦之異辭”［5］；“魏晉佛玄之反本，乃在辨本無末有之理”［6］。支道林《大小品對比要鈔序》則謂：“察其津途，尋其妙會，攬始原終，研究奧旨”，“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理之源矣”；而反對“說不依本，理不經宗”。其方法傾向；完全是玄學聲口，而且也體現出曆史方法與本體方法的一致性。所不同者，玄學本體“無”在萬有之外，佛學本體“法”在萬有之中，《肇論》有雲“道遠乎哉？觸事而真”。總之，玄學論辯和佛學義理，大大刺激了方法論的研討。因此，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謂，魏晉“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他甚至認為魏晉持論超越漢唐，“有其利而無其弊”。但是他沒有看到，由於魏晉持論過於玄虛，丟棄了傳統方法論和邏輯學“重符驗”、“明是非”、“審治亂”的優良傳統，因而便大大限製了其更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