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時行文慣例倒置於《附會》之後的《總術》，實則是文術論的一篇序言。它開頭談“文”、“筆”之辨，顯承“論文敘筆”而來。而“文場筆苑，有術有門”，這就自然由文筆論過渡到文術論。文體論中的“敷理以舉統”雖然也是一種“術”和“門”，但仍局限於一種文體。這裏的文術，則是跨文體的更為普遍的“文奧”。因而“執術”就可“馭篇”。本篇所說的“研術”，就是探討創作法則，屬文學創作論範疇。從論題角度，又可將文術論分為兩列。從《神思》到《情采》六章，探討文學的構思、風格、因革、構成等重大問題，可稱文術通論。從《熔裁》到《附會》十二章，研討遣詞造句、布局謀篇、修改錘煉等細小問題，可稱為文術餘論。文術論不僅占有相當的篇幅，而且提出並闡發了許多重要文學範疇和命題，並與基本文學觀時時映發，因而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
《總術》置於《附會》之後，證明在劉勰心目中，《附會》以上才屬“研術”的文術論。這就又產生了一個謎：《時序》以後五篇在結構上是何歸屬呢？雖然可以肯定它獨立於前三部分之外，但劉勰畢竟未作結構的歸納，我們從全書中也找不到絲毫的暗示。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對比分析，作出接近原意的判斷。文術論十九篇有一個共同性，就是都在研究文學本身的創作規律，而極少談文學與其他係統的聯係。最後五篇恰恰相反，它們大多超出文學創作本身的範圍，專門探討文學與外界各係統的相互作用。《時序》談文學與世情的關係，《物色》談文學與自然的關係，《知音》談文學與讀者的關係，《程器》談文學與作家道德修養的關係。惟獨《才略》陳述與作家個性相應的“辭令華采”，但也仍是以“崇文之盛世”角度立論。文學發展中的各重大關係可謂略備於此了。因此，我們不妨稱這部分為關係論或文學發展觀。《文心雕龍》以《程器》收尾，也頗耐人尋味。“雅麗”文學觀終於落實於作家“摛文必在緯軍國”的現實行動，《文心雕龍》的根本動機和盤托出。
誠如劉勰所言：“彌論群言為難”（《序誌》）。但經由他的精心結構，終於使這部文論專著，基本上達到了如《附會》所要求的“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文心雕龍》“樞紐”論、文筆論、文術論、關係論四大係列，井然有序，回環照應，主次分明，甚至連有些篇章之間也“前後相銜，必於前篇之末預告後篇所將論者”。它既有異於《樂記》一類文論的散珠式結構，也不同於《文賦》一類文論的單線式結構，而是一個多層級、多側麵相互勾連的立體網絡結構，這種相當高明的結構能力，或主要得之於玄談論辯術和佛經形式邏輯的滋養。理論係統的這一高度自組織性，使《文心雕龍》在時代條件所能允許的範圍內，達到了理論表述的最佳化。
由以上極為粗略的清理，可將《文心雕龍》理論體係的基本精神概述為：它以儒家文學觀作為基本依托，吸取玄學思想質素和佛經論證法式，運用以事實征驗為基礎的曆史考察、綜合分析和抓取主旨等方法，通過以“樞紐”論為統攝，以“文筆”論、“文術”論、“關係”論為子目的四大範疇係列，係統闡述了立足於“述時”、‘達政’，重情誌而不輕文采，順乎自然而不離規範，繼承傳統而又富於新變，致力博學而又寶愛才情的文學觀。從根本上說，這一理論體係，正是反映了南朝日益發展的寒門地主希望改革朝政和文風，以維護封建地主政權長治久安的政治文化要求。
三、《文心雕龍》理論體係整體評價
在上述對《文心雕龍》理論體係各要素的清理中，已很自然地包含一定的評價。但理論體係的整體功能故然與各元素的性質有關，而關係更大的卻是各元素的相互作用。誠然，《文心雕龍》的思想觀點體係，特別是其中的“雅麗”基本文學觀，是整個理論體係最活躍的因素，決定了這一體係的基本指向，但基本指向也並不等於整體功能。《文心雕龍》建築在經驗歸納基礎上的曆史考索、綜合分析和體要抓綱方法，使思想觀點體係獲得了堅固的事實基礎和較強的理論深廣度。而基於嚴密的內在邏輯，虛實交應、主次分明、綱舉目張、條分縷析的外在邏輯結構，又使這一思想體係呈現出空前的明晰性和可讀性。這個由較為進步的觀點、方法、結構相互作用而構成的理論體係，以斥訛逐濫的現實指向為動力，包容了極為豐富的創作法則和文學發展的曆史經驗。因此，它決不是單純的針對現實不良文風的文學批評，也同時是涵蓋古今、“言為文之用心”的文學史、文學（文章）理論。“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序誌》）數語，就表述了它的整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