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次，話語建構，也須遵循效率和經濟原則。如果既有話語已無力應對環境，借用外來話語反而高效低耗，就必然會大量引進外來話語。這正是中國自近代以來話語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大量使用西方話語的根本原因。嚴複當年就曾抱怨：“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他翻譯《天演論》，就以西方話語，激活了漢語古老詞彙。因此，決不能將引進外來話語，歸於文化人的一念之差和崇洋媚外，因為人們畢竟對本土話語有著更大親和性。還應看到，“從西方引入的各種理論資源已經深深融入了中國本土的傳統之中，成了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新傳統’的一部分”，也即已成為新的“中國話語”的一部分。以為隻有某一古代話語才是“中國話語”，將已“洋為中用”、“中國化”的外來話語排斥在外，是典型的機械論和僵化論。
最後，話語形態與學術影響力並無必然聯係。有人認為，我們東方國家之所以“在文藝理論方麵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麼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係……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乃是“中國話語”丟失之過。但實際上，影響力既根於自身原創力，也即提出、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受製於接受方的社會需要。而由於包括學術建製、考核機製和評價體係等體製因素製約，我國學術原創性卻嚴重匱乏。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改革經濟學，也難副人願。在2008年1月東京召開的“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差距問題日中共同研究”研討會上，中國學者答日本學者問，就彰顯我國學者缺乏深入具體的“理論曆史感”而“難解日本同行心中之惑”國際影響也基於國際需求。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取決於中國經驗的國際普遍性。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之在第三世界國家影響深廣，而在發達國家卻影響甚微，道理就在這裏。所以，即令想擴大國際影響，也需在以上兩方麵著力，指責學者“噤若寒蟬”，寄望於“中國話語”形態，實乃南轅北轍。所以，還需追問：你的“中國話語”，是否具有獨創性和普遍適用性？
由上可知，中國學術原創力的薄弱，實與傳統“話語”喪失、偏重西學無關。百年前，王國維就指出：並無“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梁啟超更是“斷言”：“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五四”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學活躍，不都證明這一“斷言”嗎？可惜，靜安無視中西學術的曆史發展，以至難以應對事變，導致自毀。被稱為“XXX焦慮”的“失語”說，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無法應對環境變化的意義認同危機，缺乏堅定當代“中國觀”的危機。如查爾斯·泰勒所形容的：“他們缺少一種框架或視界，在其中，事物能夠獲得一種穩定的意義”，而“所有這些可能的意義是不確定的，易變的，或者是未定的”，“這是一種痛苦和恐懼的經驗”。而“失語”論者卻不明這種“痛苦”的主客觀根源，將之歸咎於屈服西方話語霸權，從而落入舍本逐末的理論陷阱。
三、走出“話語”崇拜，從語言降到生活
由上可見，無論是《文心雕龍》的理論成就，還是“失語”論的理論失誤，都證明理論水準決非由“話語”方式所決定。因為作為運思、言說方式的“話語”，歸根結底是民族生活的能動反映。因此，對“話語”文本，必需考察它由之產生的“社會素材”和“從事想象性工作的人”，而“不是對文本進行複雜的、非背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分析”。真要研究社會進步和文論變革，就不應回避社會考察。
從根本上說，隻有從釋義學上升到認識論和實踐論，才能走出“闡釋循環”怪圈，破解文本詮釋難題。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那時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恩格斯要求，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和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這些論斷也完全適用於文論建構和文論研究。不管經由多少中間環節，文論歸根結底還是要從社會條件和時代精神中引申出來。研究者的責任，就是考察這些“條件”和“精神”，而非僅作非背景化“話語”分析和拚接。即使是闡釋古代文論，也需探究相應社會條件。同時還如張世英先生所說，“解釋曆史傳統的根本要義就在於指向現在，射向當前。”遺憾的是，古文論研究者卻往往既缺乏社會條件意識，也缺乏“現在”、“當前”意識。曆史已經證明，不立足“當前”，麵向“未來”，企圖走“依經立義”老路，在古文論基礎上建構中國當代文論，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路。鑒於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特點，無論是當代文論建構，還是古文論研究，都呼喚藝術社會學方法。當然，不是經濟、藝術直接對應，貼階級標簽的庸俗社會學方法，而是顧及多種中間環節，吸納各種研究方法的科學社會學方法。